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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 | 余光中 诗坛最后的守夜人

2017-12-15 02:08| 发布者: 如烟| 查看: 434| 评论: 0

摘要: 作者真一|据台媒东森新闻报道,诗人余光中在高雄医院过世,享寿90。旅居在外的女儿们也从国外赶回,谢绝采访,结果1天之隔,这位作品多选入课本、文坛的“璀璨五彩笔”就过世,亲人与文坛好友都十分伤痛。据台媒东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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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媒东森新闻报道,诗人余光中在高雄医院过世,享寿90。旅居在外的女儿们也从国外赶回,谢绝采访,结果1天之隔,这位作品多选入课本、文坛的“璀璨五彩笔”就过世,亲人与文坛好友都十分伤痛。

据台媒东森新闻报道,诗人余光中在高雄医院过世,享寿90。原先只以为是天气多变、气温偏低,到医院检查後决定住院静养,没想到疑似有些小中风,肺部感染、转进加护病房;旅居在外的女儿们也从国外赶回,谢绝采访,结果1天之隔,这位作品多选入课本、文坛的“璀璨五彩笔”就过世,亲人与文坛好友都十分伤痛。

对于余光中的文学成就,他曾经的追随者,也是决裂者的《台湾文学史》作者陈芳明曾这样评价:“以诗为经,以文为纬,纵横半世纪以上的艺术生产,斐然可观;那已不是属于一位作者的毕生成就,也应属于台湾文坛创造力的重要指标。从旧世纪到新世纪,从扬眉少年到慈眉老年,由于他同时经营两种文体,任何一个时段都从未出现歉收的迹象。”

余光中也一次次地卷入台湾文坛与交锋,这也就构成了台湾文学史的一部分。1970年代,台湾发生了乡土文学论战。这表面上是一场有关文学问题的论争,其实它是由文学扩及政治、经济、思想各种层面的反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决,是现代诗论战的延续。它是台湾当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论战。余光中在此次论战中写的一篇文章《狼来了》,被指给乡土文学作家扣“左派”帽子,为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些乡土文学作家带来生存危机,从而引发了徐复观、陈鼓应以及李敖等众多文人与他的论辩。这些争论,直到今天亦未完全和解。

金陵子弟江湖客

余先生一生漂泊,从江南到四川,从大陆到台湾,求学于美国,任教于香港,最终落脚于台湾高雄的西子湾畔,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艺术的熏陶研习,让余先生在中西文学界享有盛誉,往返于两岸多国,却依然从未有过“归属感”。他诗文的主题,多离不开“离乡”“乡愁”“孤独”“死亡”,读他的诗,迎面而来的是一种入骨的苍凉与顽强。

“童年的天空啊,看不见风筝,看到的是轰炸机”。战火中一路逃难的童年,是“乡愁”萌发的最初土壤。

余光中生于南京,9岁因战乱而逃离故乡,母亲把幼小的余光中用扁担挑在肩上一路逃到常州,后来又辗转避难于重庆。在巴山蜀水深处,余光中度过了中学时代。当时的四川战火笼罩,交通封锁,反倒是海的那边,遥不可及,自由辽阔,充满魅力。十几岁的余光中一心向往的是逃离这个闭塞落后之地,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正是为了这个夙愿,余光中在考大学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外文系,他觉得这是自己走出去看世界的唯一路径。同时考取金陵大学与北京大学外文系的余光中,因为母亲的挽留,选择留在南京。1947年,就读金陵大学外文系。原以为可以就此驻足故乡,却没料到迎来的是人生第二次逃亡。又是因为战争,余光中辗转南下,直至定居台湾。

21岁时,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乡愁》。正如在采访中所说,“如果我十二三岁,我的底蕴还不够我写《乡愁》。正因为那时我已经21岁,古典名著、旧小说、地方戏这些我都读过,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虽然幼稚,但已经很深入,印象很深,所以我不会,也不容易抛弃这个东西,再加上,我父母的乡音都一直蛮重的。”

诗人的寂寞,文人的孤独

几次逃亡,数次离乡,一如他自己称作的“蒲公英的岁月”。诗人的寂寞,文人的孤独,余先生一人占尽。他孤独着自己的孤独,贯穿时空,延展开来,却在当代无处落脚。他一生思考着生命的始终,明知宿命般的结局,却依然要与永恒拔河。1966年,不到四十岁的余先生写了《当我死时》。诗中,他想到生命的终结是返乡,回到最初的自己,踏上当年的故土,“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单人床》里,“没有谁记得谁的地址/寂寞是一张单人床/向夜的四垠无限地延伸/我睡在月之下,草之上,枕着空无,枕着/一种渺渺茫茫的悲辛”。这种空绝冷清,仿佛失联的孩子,在黑暗中的无助无奈。去国离乡,离开加了乌托邦滤镜的美好纯净的童年,往后走再远,走到地球的任一角落,都还是怀念最初的起点,因为回不去,因为恍若隔世,都会在梦中惊醒,发现眼角的泪,为故乡而流。

明知生之寂寞,却要去守夜之孤独

余光中说自己一直在和永恒拔河。“拔河”是余先生频繁使用的意象,除了世人熟知的那首《与永恒拔河》,还有《水草拔河》:“昼夜是涟漪,岁月是洪波/是谁,明知我不能停留/日日夜夜,却叫我上岸去“。即便明知时间不可逆,最终是输家,依然还是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对峙下去。“滔滔的水声里/只有我,企图用一根水草/从上游到下游/从源头到海口/与茫茫的逝水啊拔河”。生命终将逝去,时间在围剿生命,人在时间的长河无处可逃,无路可退,一切都将指向一个终点,而诗人还有,也只有一根“水草”——救命稻草也好,幻象毒株也罢,是他仅有且不放手的武器。面对人生之“不可抗力”,缴械投降的人太多,孑然独守,懂得享受的,是背水一战的乐趣。

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

《守夜人》是余光中首次在大陆出版的自选自译诗集, 1992年首版于台湾,收诗65首;2004年,新收17首诗,于台湾再出新版,序言中写道“诗兴不绝则青春不逝,并使人有不朽的幻觉”;而今在大陆首次推出的《守夜人》,距离首版已是24年之后,颇多增删琢磨,89岁高龄,对待诗文一如初见,还在字斟句酌着每一个音节,一个符号。以余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再过十二年我就一百岁了,但我对做人瑞并不热衷。所以这是最新的也是最后的《守夜人》了。”

这是余光中的纠结与坚守,知命与不甘。诗集里借《九命猫》之口说,“我的敌人是夜,不是任一只鼠/一种要染黑一切的企图”,夜之黑,如同死亡,如同绝望,如同我们心底潜伏的罪与恶,人类永恒的心魔。人类自古害怕黑暗,上帝赐予人类光明,科学使得光在黑暗中有了可能。可我们心中的黑暗,永远无法被全部照亮,死亡带来的黑暗,更非人类可以逃遁。余光中的眼,不是用来寻找黑暗中的光明,知时间不可逆,生命规则不可违背,他也宁愿去独守这黑夜,“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做梦,我没有空/更没有酣睡的权利”。

余光中的作品风格

余光中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他变化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台湾整个诗坛三十多年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后回归。他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在台湾早期的诗歌论战和70 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的诗论和作品都相当强烈地显示了主张西化、无视读者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业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 20世纪80年代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对创作的重要性,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写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对乡土文学的态度也由反对变为亲切,显示了由西方回归东方的明显轨迹,因而被台湾诗坛称为“回头浪子”。

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

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且兼有中国古典文学与外国现代文学之精神,创作手法新颖灵活,比喻奇特,描写精雕细刻,抒情细腻缠绵,一唱三叹,含蓄隽永,意味深长,韵律优美,节奏感强。他因此被尊为台湾诗坛祭酒。他的诗论视野开阔,富有开拓探索的犀利朝气;他强调作家的民族感和责任感,善于从语言的角度把握诗的品格和价值,自成一家。

余光中先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中国。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他是中国文坛杰出的诗人与散文家,他的名字已经显目地镂刻在中国新文学的史册上。

余光中诗作赏析

《乡愁》


余光中美文赏析

余光中:假如我有九条命

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 

一条命,就可以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

苦命的丹麦王子说过:“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

现代人最烦的一件事,莫过于办手续;办手续最烦的一面莫过于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但要整理和收存,却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机关发的,当然力求其小,于是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塞满了的细长格子里,填下自己的地址。

许多人的地址都是节外生枝,街外有巷,巷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不知怎么填得进去。

这时填表人真希望自己是神,能把须弥纳入芥子,或者只要在格中填上两个字:“天堂”。一张表填完,又来一张,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各条说明,必须皱眉细阅。至于照片、印章,以及各种证件的号码,更是缺一不可。

于是半条命已去了,剩下的半条勉强可以用来回信和开会,假如你找得到相关的来信,受得了邻座的烟熏。 

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

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最外倾好动的人,喜欢与乡亲契阔谈宴,现在却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里,出不得门,只能追忆冥隔了二十七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女。

岳母也已过了八十,五年前断腿至今,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

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妇之家的琐务,对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神却再补我一个。 

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

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职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务,做这件事不过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却是专职。女人填表,可以自称“主妇”(housewife),却从未见过男人自称“主夫”(househusband)。

一个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这样的神恩应该细加体会,切勿视为当然。我觉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

做母亲的既然那么能干而又负责,做父亲的也就乐得“垂拱而治”了。

所以我家实行的是总理制,我只是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四个女儿天各一方,负责通信、打电话的是母亲,做父亲的总是在忙别的事情,只在心底默默怀念着她们。 

一条命,用来做朋友。

中国的“旧男人”做丈夫虽然只是兼职,但是做起朋友来却是专任。

妻子如果成全丈夫,让他仗义疏财,去做一个漂亮的朋友,“江湖人称小孟尝”,便能赢得贤名。这种有友无妻的作风,“新男人”当然不取。

不过新男人也不能遗世独立,不交朋友。要表现得“够朋友”,就得有闲、有钱,才能近悦远来。穷忙的人怎敢放手去交游?我不算太穷,却穷于时间,在“够朋友”上面只敢维持低姿态,大半仅是应战。

跟身边的朋友打完消耗战,再无余力和远方的朋友隔海越洲,维持庞大的通讯网了。演成近交而不远攻的局面,虽云目光如豆,却也由于鞭长莫及。 

一条命,用来读书。

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古人的书尚未读通三卷两帙,今人的书又汹涌而来,将人淹没。谁要是能把朋友题赠的大著通通读完,在斯文圈里就称得上是圣人了。

有人读书,是纵情任性地乱读,只读自己喜欢的书,也能成为名士。

有人呢是苦心孤诣地精读,只读名门正派的书,立志成为通儒。

我呢,论狂放不敢做名士,论修养不够做通儒,有点不上不下。要是我不写作,就可以规规矩矩地治学;或者不教书,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读书。假如有一条命专供读书,当然就无所谓了。 

书要教得好,也要全力以赴,不能随便。

老师考学生,毕竟范围有限,题目有形。学生考老师,往往无限又无形。上课之前要备课,下课之后要阅卷,这一切都还有限。

倒是在教室以外和学生闲谈问答之间,更能发挥“人师”之功,在“教”外施“化”。常言“名师出高徒”,未必尽然。老师太有名了,便忙于外务,席不暇暖,怎能即之也温?倒是有一些老师“博学而无所成名”,能经常与学生接触,产生实效。 

另一条命应该完全用来写作。

台湾的作家极少是专业,大半另有正职。我的正职是教书,幸而所教与所写颇有相通之处,不至于互相排斥。

以前在台湾,我日间教英文,夜间写中文,颇能并行不悖。后来在香港,我日间教三十年代文学,夜间写八十年代文学,也可以各行其是。不过艺术是需要全神投入的活动,没有一位兼职然而认真的艺术家不把艺术放在主位。

鲁本斯任荷兰驻西班牙大使,每天下午在御花园里作画。

一位侍臣在园中走过,说道:“哟,外交家有时也画几张画消遣呢。”鲁本斯答道:“错了,艺术家有时为了消遣,也办点外交。”

陆游诗云:“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

陆游认为杜甫之才应立功,而不应仅仅立言,看法和鲁本斯正好相反。我赞成鲁本斯的看法,认为立言已足自豪。鲁本斯所以传后,是由于他的艺术,不是他的外交。 

一条命,专门用来旅行。

我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到处去看看:多看他人,多阅他乡,不但可以认识世界,亦可以认识自己。

有人旅行是乘豪华邮轮,谢灵运再世大概也会如此。有人背负行囊,翻山越岭。有人骑自行车环游天下。这些都令我羡慕。

我所愿为的,却是驾车长征,去看天涯海角。我的太太比我更爱旅行,所以夫妻两人正好互作旅伴,这一点只怕徐霞客也要艳羡。不过徐霞客是大旅行家、大探险家,我们,只是浅游而已。 

……

最后还剩一条命,用来从从容容地过日子,看花开花谢,人往人来,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 

先生走了,中国诗坛塌了半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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