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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们对某些历史,会集体失忆和沉默?

2018-1-11 02:51| 发布者: 荠菜| 查看: 263| 评论: 0|原作者: 荠菜

摘要: 电影《浪潮》截屏 20世纪70年代,苏联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再斯大林化”时期,苏联作家叶甫图申科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亚的夏令营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边,一位年轻姑娘提议“为斯大林干杯”。 ...

电影《浪潮》截屏


20世纪70年代,苏联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再斯大林化”时期,苏联作家叶甫图申科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亚的夏令营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边,一位年轻姑娘提议“为斯大林干杯”。

“为什么要为斯大林干杯?” 叶甫图申科问她。

“因为那时候所有的人民都相信斯大林和他的理想,他们战无不胜。”她说。

“你知道在斯大林统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吗?” 叶甫图申科问。

“嗯,大约二三十人吧。”她答道。

坐在篝火边的其他学生和这位姑娘年龄差不多,叶甫图申科也问他们同一个问题。

“大概两百人吧。”一位小伙子说。

“也许两千人。”另一位姑娘说。

在这将近20位青年学生中,只有一位说:“我觉得大约有一万人。”

叶甫图申科告诉他们,被逮捕的人据估计有几百万,他们都不相信。

“你们读过我(写这件事)的诗歌《斯大林的继承者》吗?” 叶甫图申科问。

“你真的写过这种诗吗?”第一个姑娘问。“在哪里发表的?”

“是1963年在《真理报》上发表的。” 叶甫图申科回答。

“喔,我那时才8岁。”她有点迷茫地答道。


推倒柏林墙

沉默代替了事实,而沉默其实就是谎言

1963年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解冻”时期,当时的《真理报》允许刊登揭露斯大林统治时期阴暗历史事实的文章。可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为统治利益的需要而重祭斯大林的亡灵,在苏联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遗忘:不只是要忘记斯大林的暴行,而且还要忘掉曾在不久前刚刚发生过的、对斯大林暴行的记忆和反思。这令叶甫图申科非常感慨:“我突然觉得明白了,今天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了解过去悲惨事实的知识来源,因为书里和教科书里都是不记载的。就连那些曾经在报纸上刊登过的文章,提到谁死了,也还是对死亡的原因保持沉默。……沉默代替了事实,而沉默其实就是谎言。”

那么沉默的是谁呢?仅仅是报纸、书籍、教科书、官方历史书?还是整个社会都参与了这一沉默?美国政治学家密尔(J. S.Mill)曾说过:人们“获得国家历史,并因此结成记忆的族群,其实都是与过去的一些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人民“获得”的“国家历史”是那些记录下来,或者说被权力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而那些没有被记录或不被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就此被武断地从国家历史中剔除,也从族群记忆中排斥出去了。因此,对历史真实保持沉默,虽然是从改写历史开始,但最终却表现为族群的集体忘却。每个沉默的个人,每个在族群中按权力意志来记忆或忘却的人,都参与在以沉默代替真实,以沉默维持谎言的共谋之中。

集体沉默造成集体失忆,而集体的沉默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记住的历史灾祸。这个灾祸我们记得吗?记住了吗?我们的历史中有许多强权迫使大多数人保持沉默的“事件”和“时刻”。这些事件和时刻固然不能忘却,但是,更不能忘却的是那个使绝大多数人从“被沉默”到“自觉沉默”的心理过程。这个过程必须由每个现在正在“被沉默”,或者甚至已经“自觉沉默”的人自己去回想和记忆。

记忆必须由集体来保存,但记忆同时也是每一个记忆者自我剖析、反省和忏悔的机会。这样的自我反省能使记忆成为一种打破沉默咒语的行动,一种对“正统记忆”的有意识的反抗。集体失忆总是与权力制造和强加“正统记忆”同时发生。正统记忆是由统治权力所主导的,是用来加强集体失忆,代替集体记忆的伪记忆。

生活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年轻人,因为没有对斯大林暴政的记忆,所以才欣然接受斯大林使苏联强大有力的正统记忆,并把它当成他们应有的集体记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记忆,有了“苏联共产党具有非凡自我纠错能力”的记忆。这样的“正统记忆”取代了对斯大林暴行的真实历史记忆,它是在几乎全体苏联人对真实历史的沉默中得到维持的。

打破这个沉默,是重新开始真实历史记忆的第一步,它要记忆的不是斯大林的“强国”,而是这个“强国”对苏联人的奴役和迫使他们为之付出的人性代价,其中便包括整个社会从“被沉默”到“自然沉默”的集体沉沦。



里里外外的“一致”营造沉默的假面

绝大多数人一下子都“被沉默”,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一个权力能够对所有人拥有绝对掌控力的国家社会之中,拥有这种绝对掌控力的政权就是极权。哈维尔在指出“极权是对每个生活领域的全面控制和影响”的时候,特别强调极权是一种极其“善于变化、适应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非常严密、细致、条理化、面面俱到,而且富有一种特殊的纠错能力。这种纠错不是改变极权的目的,而是不断改变为维护统治而采取的手段和途径。

极权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世俗宗教观念体系,它可以借用外来资源,包括与它敌对的意识形态(如“市场经济”、“资本运作”),显得好像是十分具有自我纠正能力。但是,任何外来资源都必须为极权统治目的服务,因此也一定会被这个统治目的所同化,并转变为它自身的有机部分。因此,哈维尔指出,对极权要么是全部接受,要么是全部摒弃,“不可能部分采用”,即便是“部分接受极权,也会彻底地影响人的生命”,这包括因接受极权所制造的“正统记忆”,而丧失对真实历史的记忆。

极权统治并不能把正统记忆一一放进每个人的脑袋,也不可能把真实事件的经验记忆一一从每个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它是用“组织化”的手段来对所有人一起进行大规模统一处理的,这种处理的规模和强度都是空前的,只有在极权统治的条件下才有实施的可能。被处理的人开始也许是被动的,但不久就变得能够并且愿意积极配合。对于这样一个过程,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一书中通过比较纳粹和东德这两种不同的极权统治来作了揭示。纳粹和东德都是通过极权国家的组织力量,营造全体人民“一致”的景象,并通过形成天罗地网式的“组织”环境,来强迫和维持绝大多数民众的沉默,其他极权国家的情况与此大同小异。

“一致通过”和“完全一致”贯彻在党的宣传语言套话中,在这种套话中,不仅中央完全一致,全体党员完全一致,而且连“党领导下的人民”也是全体一致的。但是,极权宣传越是不遗余力,越是显示“全体一致”并不是像说的那么完美。

一望无际的“全体一致”让每个人都无法确定,他所不能看到的异议是否确实存在。这种对自己的怀疑和孤单的无力感,足以让绝大多数还心存怀疑和犹豫不决的人闭紧嘴巴,绝对不敢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告诉别人,并努力作出与所有其他人一致的样子。



层层叠叠的“组织”制造沉默的牢笼

为了确保群众能够全体一致地与党发出同一个声音,极权统治使用的是贿赂与恫吓并用的手段,其效果,至少从表面上看,是颇为成功的。贿赂是让人们看到,顺从权力有好处,恫吓是让他们知道,不顺从权力就要遭殃。许多人就是在贿赂与恫吓的驱使下去按党的指示办事,按党的旨意选先进人物、投票表决等等,许多人也是抱着这种心态去要求入党、入团或者至少“向组织靠拢”。

极权统治下的各种组织对控制群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效的极权统治必须把每个人从自然和传统的群体中孤立出来,使他无法在与他人的自然关系中用值得信任的他人想法来验证自己的想法,这种人际关系包括朋友、同学、职业和公共团体等。孤独的人只能从党的宣传那里得到信息并将之接受为当然真理。孤独的人被安置在各种政治性组织之中接受相互感染。所有的组织都处在极权统治的全面、彻底控制之下。除了作为权力基础的党、军队、警察,还有许多看起来是“民间”和“非政党”、“非政治”的组织,如工会、妇女会、青年会、儿童会、作家协会、残疾人协会、居民会等。对群众的正确言论(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和正确行为(该不该开口说话)的教育,就是在这些组织里进行的,“沉默”就是这两种“正确”的集中体现。

群众加入组织,成为组织成员,被放置在一个“正确政治”的环境之中,相互监督,相互模仿。有些事情,如开会、谈体会、说空话、机械重复,看起来没有意义,没有效果,但其实是发挥着重要作用。1952年,东德共产党发起一个百万人写信的运动,要求东德人给在西德的亲朋好友写信,告诉他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党印发了一本题为“在统一与和平斗争中,你的信是启蒙利器”的小册子,为写信提供指导,这次运动是由群众活动协调组织“国家阵线”发起的。写信的人未必真能写出什么打动收信人的作品来,对于他们,做写信这件事,比做这件事有什么效果更重要,因为这表示写信人响应了党和国家的号召,是一个爱党爱国的公民。写信因此成为一种集体性的效忠行动。当一个不情愿写信的人看到别人个个都在写信时,他知道自己不写是不行的,这件事对他的警示和教育作用会让他在别的事情上也更积极地与他人保持一致。中国的许多“无效”运动,如大炼钢铁、“除四害”、“大跃进”,并不纯粹是一种浪费,而是对管制民心、统一意志很有助益的集体活动。

组织感和组织行动,包括适应和积极参与那些看起来没有意义、没有实效的集体活动,不只用于成人,而且也用于儿童和青少年。事实上,只有那些从小在这种组织环境中培养教育起来的人,成年后才会更适应于完全组织化的社会环境。宣传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宣传,而前宣传正是从幼年起就在学校教育中贯彻执行的。学校的教科书都是按党的要求编写的,老师也是这么教的,孩子从小就学会什么是该说的,他们在班上争先进,当班干部,依照的也都是这样的标准。

1959年,东德学校给家长去信,要求他们支持子女参加少年先锋队组织:“你的孩子开始受教育,这是他人生的重要阶段,接受系统的准备,预备为社会主义群体服务。孩子的群众组织,台尔曼少先队是对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帮助……如果你同意孩子参加少先队,那是对孩子成功发展的最大帮助”。12学校把这样的事告知家长,征求家长同意,家长当然不会不同意。

参加青年团(在东德是“自由德国青年团”)是青少年政治成长的下一步,20世纪50年代,东德有35%的适龄者是青年团员,到了60年代,几乎所有的适龄者都是青年团员了。少先队和青年团的不断扩大,乃至共产党组织本身的不断扩大,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被放置在一种由“同伴压力”维持的牢笼式管制环境之中,牢笼越大,锁链越长。在这样的组织牢笼中,组织内的人觉得自己比在笼子外的人更安全,更受信任。能在笼子里甚至成为一种“优秀”和“荣誉”的身份标志。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咋想就咋想”成为一件光荣的,比组织外人“先进”的行为,也是一件能够引起许多组织外人羡慕和渴望仿效的事情。组织所起的作用是把群众有效分割成不同的等级圈子,迫使那些内部的人更加顺从,而同时诱使外部的人更加渴望顺从。即使在这种“光荣”诱惑已经失效的情况下,功利的分羹心理仍然能起作用:入团和入党,入了会有好处,即使入了不一定有明显的好处,总比不入要强,因为不入差不多肯定会有害处。别人入了,你不入,有任何好处都没有你的份,入了才是明智的选择。

德国政治学家诺埃勒尼曼( Elisabeth Noelle Neamann)以研究群众的“沉默的螺旋”(spiral ofsilence)理论著称,她观察群众的“公众舆论”形成,发现有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沉默升级效应”,而这种“沉默升级效应”在青年团和共产党这样的组织环境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群体中,尤其在组织化的团体中,人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能本能地知道哪些看法可以安全地说出来,哪些不可以。那些不便说的也就是“危险”的看法,因为人们躲避它,以后还会就此消失,无影无踪。

在群体中要是有谁不小心说了不该说的,别人就会侧目相视,生怕危害连累到自己,说的人马上就能感觉到别人的不快,并避免再犯。美国政治学者库伦(TimurKuran)又称之为“谨慎升级效应”,他指出,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会隐藏自己原来的真实想法,自我审查不该说的话,而且还会当众说出与自己原先想法相反的话来,他们在说“正确”想法时,会变本加厉,比原先没有“不良”想法的人更坚持、更过分。

电影《V字仇杀队》海报

互相监督维持“沉默”的必要

在相互监督的组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必须有好的表现,不光自己要有正确行为,而且还要揭发别人的不正确行为,告密和打小报告于是成为一种以揭发别人不正确行为来证明自己正确行为的正确行为。为了生存,每个人都必须学会谨言慎行,管住自己的嘴巴,因为说正确的话乃是最根本的正确行为。

在纳粹德国,正确行为是以对犹太人的态度为标准的。在东德,则以对党的忠诚服从为标准。东德的国家安全部(Stasi)的线报网要比纳粹严密得多。纳粹新闻主管人施特莱彻(JuliusStreicher)在他发行的周刊《袭击者》(DerSturmer)上,刊登过大约6500名在1935年至1939年反犹不力者的名单,有的是对犹太人太客气(相当于立场不坚定),有的是与犹太人有生意往来,这些名单都是由告密者提供的。东德告密者的规模要大得多,2%的成年人都与“国安部”有某种联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邻居揭发邻居的网络。不要说是公开表示不满,就是私下里说的话,也会有人检举揭发,成为罪证。一直到1989年政权垮台前不久,东德还呈现出一片全体拥护党的景象。据1989年春“国安部”的统计,全东德只有2500名活动分子和60个“死硬”异见者。

“异见”是以公开表示异见为标准的,至于一个人心里怎么想,那是看不出来的。后来发现,1989年前许多东德人就已经在不满党和政府,但由于没有公开表现,所以谁都以为别人都很满意党和政府。对此,一位莱比锡的异见者后来写道:“没有人知道别的地方的人们也不满,这是最可怕的。要是知道别人怎么想,情况就不同了,那会很令人鼓舞的。”严格防范不满言论的公开出现和传播,控制公共媒体和集会,让所有的人陷入一种孤独的境地,这是极权统治的必要条件。

按照东德法令,凡是公共目的的聚会,人数超过3个人,就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例如1983年,莱比锡教会人士得到通知,有3个人以上手持蜡烛的公共集会都必须得到批准。任何群体行为都受到严密监控。1988年莱比锡有150人在教堂做过礼拜后,步行上街,国家安全警察严阵以待,事后的报告是,“参加者没有带旗帜、象征物品或其他明显标志……没有影响公共安全和秩序,几乎没有受到公共注意”。“公共注意”是国家安全部门最害怕的事情。

即使是为了“正确目的”举行的群众集会也会引起国家安全部门的恐慌。1983年,一个来自魏玛的团体要在东柏林举行一次反对北约的抗议集会。即便这一集会的目的与国家政策一致,在政治上十分正确,但却具有“自发”、“独立”的性质。集会那天,有大约一百人被捕,一位名叫波普(UlrichPoppe)的参加者说:“国家对于独立组织的集会害怕成这个样子,无论集会的内容是什么都不行。”这令人想起了一些灾难后的自发纪念集会,仅仅因为不是官方组织的,就遭到了取缔和禁止的命运。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海报

生活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许多人并不“感觉”到恐惧,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恐惧已经麻痹,已经习惯于恐怖生活,或者已经失去了对恐惧的感觉,而且也是因为极权经常是“合理地”使用恐惧,并不总是在“滥用”恐惧。“合理的恐惧”可以让人的恐惧显得不那么恐惧。而且,除了很少数的例外,一般人犯下政治错误,遇到麻烦,会觉得自己理亏在先,怪自己不小心,或者怪自己太愚蠢,本不该“明知故犯”或“鸡蛋碰石头”。他们看到别人触犯禁忌,遇到麻烦,吃到苦头,就会庆幸自己幸亏没有那么做,也会责怪遇到麻烦的人自讨苦吃。

一般人渴望过“太平日子”,不喜欢“无事生非”,“庸人自扰”,喜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坏事(被逮捕、惩罚)发生时,总是先责怪“不识相”的人自己招惹了统治权力,无端多事,不自量力。这种普遍的“责怪受害者”心理便是由“合理恐怖”所造成的,也是极权统治精心培植、鼓励和利用的一种大众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沉默和顺从成为交换安全无事的代价,每个人都变得能够接受统治权力的“合理要求”:别人的事情,你不要多管闲事,他倒霉是因为他咎由自取,你不要像他那样,就自然能平安无事。

在一个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聪明”和“理性”的社会里,即便出现一些异见思想,极权统治也总能找到有效控制的办法。有人以为,政治异见思想一旦出现,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其实并非如此,格拉德威尔(MalclomGladwell)对此有过论述。

永远无法预料,什么时候、在哪里、会因为什么事情、又一下子会出现了多大面积的民众异见。但是无论何时出现这样的情况,扑杀的办法是一样的,那就是,让足够多的人对传播异见心怀恐惧,让足够多的人至少在公开行为中保持顺从和沉默。当大多数人不再公开表示某种异见时,异议的传播也就停止了,所以,让大多数人对某事保持沉默,是让异见从公共话语中消失的有效方法。

一旦人们接受了极权统治的“合理惩罚”和“合理暴力”逻辑,他们会觉得极权并不是那么极权,甚至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与混混沌沌、无知无觉地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是不同的。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是一种“清醒”的生活状态,自以为自己的沉默和服从不是出于恐惧,不是由于自己“胆小”、“懦弱”,而是因为自己“识大体”、“不死板”、“聪明”。用这类的说法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可以让人比较体面地面对自己的沉默和顺从。这些人并不是从来未曾想过要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只是经过思量后决定还是不做为妙。想做而最后决定不做,看起来是一时的自我约束作用,其实会对他们今后的行为有长远的定向作用。因为,想做而决定不做的事情,以后就连想也不想了。

人并不是一下子从不沉默变成沉默的,也不是一下子从不顺从变成顺从的,人是一步一步变化的,每跨出一步,下一步就变得更容易一些。察觉自己如何一步步走向顺从是一件令人沮丧、没有尊严、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事,所以大多数人也就选择干脆不去想它,也不去说它,就这样,通往彻底沉默和顺从的路也就越走越顺畅无阻。一个人一旦走上这条不归之路,他就已经丧失了保存思想自觉的意志,也丧失了表达自觉思想的能力。

本文选编自徐贲著《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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