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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广场协议:导致日本“失去十年”的日元升值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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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18 10: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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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竹下登此行就是要去签署“广场协议”。如此隐秘行事,是为了避免“广场协议”提前曝光。这份协议中美元贬值、日元升值的信息,对世界经济都不啻为一颗重磅炸弹。

人民币汇率近几年经常成为世界经济的焦点,一些国家时常指手画脚,抛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论调,甚至谋划“新广场协议”。

“新广场协议”只是一种幻想,中国从容持重地保持着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不过,既有“新广场协议”之说,也就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31年前的那份“广场协议”。

1985年9月22日,美、日、英、法、德五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于美国纽约的广场饭店签署协议,史称“广场协议”,其主要内容是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日元及马克等主要货币有秩序贬值。

“广场协议”的结果是日元大幅升值。不久之后经济泡沫破灭,日本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经济停滞,即“失去的十年”(亦有说“二十年”)。

如何评价“广场协议”,在日本国内和世界范围都莫衷一是,有人视其为美国搞垮日本的惊天阴谋,有人认为其作用仅是引爆日本自身经济隐患的导火索,还有人将日本的衰落归咎于日元升值后日本政府的“昏招”频出……

现在,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美国最大债权国……“广场协议”后的日本,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前车之鉴。

签署“广场协议”的G5五国财长。中间为贝克,右一为竹下登。

“摩根报告书”

在“广场协议”签订多年以后,日本媒体开始反思这份协议的时候,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1985年9月21日下午,时任日本大藏省大臣(藏相)的竹下登和友人相约,到东京成田机场旁的一个高尔夫球场打球。他带着高尔夫球杆和球鞋,行李却已经藏在轿车的后备厢里。

竹下登很悠闲地出现在球场,到球场打了9个洞,中途就匆匆赶往机场。他害怕被其他日本乘客认出,没有坐日本的航班,而是订了泛美航班的机票,直接飞往美国纽约。同行的日本中央银行总裁甚至戴了一副大口罩。

竹下登此行就是要去签署“广场协议”。如此隐秘行事,是为了避免“广场协议”提前曝光。这份协议中美元贬值、日元升值的信息,对世界经济都不啻为一颗重磅炸弹。

竹下登的做法完全不符合日本内阁大臣的身份。日本有规定,凡是内阁部长出国,在国会开会期间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要是拿到国会申请,市场马上就会知道一切。据说,是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和竹下登一起定了这条“金蝉脱壳”之计。竹下登不在日本时,由中曾根康弘代理大藏大臣。

值得玩味的是,作为日本最直接的“广场协议”责任人,无论是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还是藏相竹下登,后来都极少公开回忆、评论此事。在各自的回忆录里,他俩都完全回避了“广场协议”,没有任何内容提供。

倒是后来先后任过日本政府藏相、首相的宫泽喜一,在这两个岗位上都赶上了日本经济的泥沼困境,收拾烂摊子焦头烂额,对“广场协议”抱怨不迭。

在《宫泽喜一回忆录》中,他以访谈的形式评价了“广场协议”:“1960年的‘安保骚动’和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二战后日本发展的两个巨大转折点。1960年1月签署的《新美日安保协议》,进一步确立了美国对日本的军事保护,延续了战败以来日本在国际政治与军事中的地位,此举虽然激起国内抗议,但也令日本此后可以安心发展经济;‘广场协议’所涉内容,看似完全不如《新美日安保协议》那般宏大,仅是对G5(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各国汇率调整做了指导。但是这一涉及汇率调整的安排,对日本国运的影响,却不下于针对军事和政治的安排。”

出口一直是日本经济的命脉所在。稍有常识就应该明白,本国货币升值对出口极为不利。但是考察“广场协议”的签订过程,就有些让人费解。日本虽然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与美国争执不已,但总体上非常配合,竹下登的态度甚至积极主动到出乎美国人的意外。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主动提议召开广场会议的其实并非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而是当时的竹下登,贝克只是选择了具体的会议地点。

且不说日本为何积极配合,日元升值的要求和压力确实是来自美国。

1983年10月,美国财政部首次向日本提出金融市场准入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三大改革要求。一个月后,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日,在三大改革要求之中明确了“修正低位日元”的方针。追溯这些政府层面对日本的要求,其基础却来自一家美国企业。

1983年9月,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发布了题为《美元日元的矛盾——现存问题和解决办法》的报告。该公司时任董事长是李·摩根,因而这份报告常被称为“摩根报告书”。

卡特彼勒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熟悉,它是世界最大的工程机械、矿山机械制造商之一。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卡特彼勒和众多的美国企业一样,面对日本同行的攻城略地备受冲击。1980年,在国际市场上,卡特彼勒的工程机械销售额还高达33亿美元,可是仅仅三年后,这个数字就下降到了17亿美元。被蚕食的市场,几乎都落到了日本的小松制作所和日立株式会社的手里。

李·摩根是典型的美国人,他认为卡特彼勒产品的性能和质量是最好的,竞争不过日本产品的原因是价格,而日本产品价格便宜的根源是日元被严重低估。

当时美元兑日元的汇率是1∶240左右,李·摩根认为合理的汇率至少应该是1∶200。如果是这个汇率水平,卡特彼勒绝不会输给日本企业。

举例来说,同样是卖1万美元的产品,卡特彼勒拿到的就是1万美元,小松制作所按照“合理”的汇率,应该拿到的也是1万美元,也就是200万日元。但按照当时的汇率,小松却能拿到240万日元。换算到价格上,卡特彼勒标价1万美元的产品,小松的产品只需8000多美元就能出售。

李·摩根请斯坦福大学教授和著名律师执笔完成了报告。他对日本企业的切身之痛在日元的低估值,而这份报告却洋洋洒洒给日本政府提出了十一项要求,不但涉及金融管理体制、汇率,甚至还有“日本政府把更多的结余资金用于住宅市场”这样并不直接相关的要求。

一家美国企业,当然不能对日本政府发号施令,不过,美国政治中有一个游戏规则——游说。李·摩根拿着他的报告,在美国国会游说议员,通过他们转为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美国的产业界与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在背后敦促着里根政府,借助外交力量,迫使日本改革金融外汇体制。这确实是找准了日本的软肋——在资本、金融领域,日本与美国还不是一个量级。日本打开金融体制,一方面可以实现金融巨头们海外扩张,另一方面,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必然会带来日元的升值,从而缓解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压力。

只是,有个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日元汇率过低,是不是美元过高了呢?

“强大的美元”

在美元、日元的汇率中,低位日元和高位美元,看上去像硬币的正反面,互为因果,此消彼长。其实单独分析这两种货币的估值,高位美元和低位日元同时存在。日元过低不只是兑美元,兑其它主要货币也一样;美元过高亦同理。

只不过,这时候的美国眼睛只盯着过低的日元,丝毫不提美元本身的问题。原因很简单,美元的高估值,是美国人自己捧起来的。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越南战争和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计划”的政策,美国的债务压力不断增加,通货膨胀愈演愈烈。1979年,保罗·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不断提高美国利率,最高的时候,美国的利率超过了20%,成为“自耶稣诞生以来最高的利率”。

紧缩的货币政策很快就控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美元也随之走强。一开始,美国乐见其成。里根总统喜欢提的口号是:“强大的美国、强势的美元”。保罗·沃尔克被封为“反通胀斗士”。

但是,美元过于高扬,使美国的出口特别是制造业出口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经过二十多年飞速发展的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主要来源。

1984年,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规模达到462亿美元,已经接近美国贸易逆差总规模的40%。日本理所当然地成为美国“治理”贸易逆差的最主要对象。

在日元和美元的汇率关系中,美国只盯着过低的日元,不看自己光看别人;日本倒是“愿打愿挨”,光盯着自己,不说美元过高,对日元过低早就心知肚明。

日本作家泷田洋一所著《日美货币谈判》一书中,附录了一篇曾任日本大藏省办公厅调查计划科科长大须敏生的回忆文章,其中谈到,1983年10月,他刚当上科长不久,就受命研究“对外失衡问题”(贸易顺差过大),他的表述是:“当时的日元美元汇率并没有真实地反映日本经济克服了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打击,已经恢复了竞争力,只是出于习惯原因对日元的估值过低了,所以这是结构性贸易盈余产生的根本原因。”

当时日本巨量的结构性贸易盈余,其实并不全是好事。以出口为导向的日本经济太过于依赖出口,尤其是对美国的出口。美国在美日货币谈判时,最常摆出的大道理是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兴起,“我们反对这样,但是无能为力”,“(美)财政部已经陷入了完全孤立”。这种暗示限制对日贸易的做法,几乎是说服日本的不二法门。

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积极接受“广场协议”的第一层原因:美国终究是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日元升值算是让利,保住市场是第一位的。

第二层原因则是,无论日本政府是否出台干预政策,日元都会升值,这是由日本经济发展水平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所决定的。区别只在于升值快慢。当然,像“广场协议”之后那样的日元快速升值也确实超出了日本的预期和计划。

实际上,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之后,日本经常要做的就是阻止日元升值,但往往是投入巨额外汇储备却以失败告终。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员国的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实行固定汇率制度)。1971年,美国忽然关闭了美元兑换黄金的窗口,迫使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

在此之前,日元兑美元汇率一直保持在360∶1。这个汇率是1949年美国占领当局确定的。多有玩笑称,美国人听说日本的货币是“日圆”,既然是“圆”,那就360吧。

结果,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破产,日元当即暴涨16.9%。日本曾经赌博一样按照360∶1的汇率大量高价买入美元,试图稳定日元,却没有任何效果。

1977年,日本花了不下60亿美元干预汇市,结果年初的时候日元兑美元汇率是291∶1,到年底就升到了241∶1,整整升值了20%。1978年3月,日元又突然升值,日本耗费了55亿美元入市阻击,但在一个月时间,日元对美元汇率就从240∶1升至231∶1。

既然日元升值的结果是注定的,日本索性积极配合,至少能在这样的国际事务中成为主要角色。这也是日本配合日元升值的第三层原因:对大国地位的渴盼。

日本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进入了发达国家之列,但在国际经济俱乐部里,日本始终是个尴尬的局外人。参加国际会议的日本代表团被称为“三S代表团”:Smiling(微笑),Silent(沉默),Sometimes Sleeping(有时候睡觉)。

在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期,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谋求大国地位的心态也愈加强烈。美国向日本提出的金融市场准入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三大改革要求,其作用是打开日本封闭的金融体制,加强日元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日本的这种心态。

中曾根康弘对此就非常积极。大须敏生在文中回忆,大藏省曾接到首相府指示,要求制作一份金融自由化的“工程管理表”。这个名词当时让很多人不明所以,后来了解到,“工程管理表”是旧日本海军发明使用的词,中曾根康弘曾当过海军,这是典型的“中曾根用语”,显然出自他的亲口布置。

1984年2月到5月期间,美国财政部和日本大藏省召开了六次工作谈判,并发表了具有谈判成果性质的报告书,宣称:“最终的结果是日元和美元以及德国马克一样,成为世界货币。日本的外贸规模排在世界第二……日元也应该成为世界第二的货币”。但是,报告的点睛之笔却是:“长远地看日元的国际化,我们希望日元最后能升值。”

“日本必须帮助它”

美国财政部和日本大藏省之间的谈判是在“日元美元汇率问题协商特别小组”进行的,双方各派要员组成这个小组,后来改称“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成为日美货币外交的核心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大藏省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设立的中央政府财政机关,主管日本财政、金融、税收,处理的都是国内事务,这是第一次来进行国际谈判,承担外交职责。2001年,日本大藏省改制为财务省和金融厅,大藏省和藏相成了历史名词。

日本大藏省的官员们,对来自美国的改革要求存在抵制情绪。在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开始谈判之初,竹下登就组织大藏省的银行局、证券局、金融局等相关部门,从局长至科长全员学习。在这个过程中,不时会有激烈的声音传出:“金融自由化是我们国内的事情,为什么要和外国协商?”“我们要金融自由化,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做,为什么按照外国的意思办?”

正如媒体评论所形容的那样,日本的金融界在“惊呼‘金融黑船到来了’”,类似《金融战败》、《美国改造日本》的书刊、文章频频出版。

“黑船”是1853年威逼日本打开国门的美国军舰,以此比喻美国提出的金融改革要求,真是恰如其分。一方面日本大藏省、金融界为之震动乃至反感,另一方面,也深知打开日本封闭金融体制的意义,亦如当年“黑船事件”打开日本国门。

因而,日美货币谈判中,争执、摩擦虽然不少,但总体上日本是积极地推进着改革进程,与美国的要求八九不离十。

不过,金融体制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日美之间的步调并不一致。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在日美谈判成果报告中,用“step by step with long stride”作为改革方针。这句话在英语和日语中有着不同的理解。

“step by step”是“逐步”的意思,“with long stride”则是“跨越”之意。日本看重前者,美国看重后者。时任美国财政部长里甘,在谈判过程中多次不满地表示日本拖延金融自由化改革。

在日本大藏省,曾有人这样描述一个谈判画面:里甘摆动身躯,挥舞手臂,握着拳头咚咚敲桌子,“你们如果是这个样子,我就回美国!”说着起身就要走。竹下登赶紧站起来劝慰:“算了算了……”

那场谈判的参与人不多,激烈的场面仅仅是口耳相传。不过,很多人相信,这个情景符合竹下登的“温和脾气”。

急脾气的里甘没等日本金融自由化改革真正开始就换了岗位,他的继任者倒是很投竹下登的脾气。

1985年,里根开始了第二届总统任期,在人事安排上,他把自己的幕僚长贝克和财政部长里甘进行了对调。

里甘出身金融圈,曾是金融巨头美林集团首席执行官。他是芝加哥学派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奉行自由汇率,排斥政府干预,对日本提出的改革要求无不以“金融自由”为主题。日元升值是这一系列庞杂改革的目的之一。

贝克则是律师出身,没有经济学界各种学派的门户之见。他是个务实派,讲究用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处理问题。

1985年6月,G10财政部长会议在东京召开,贝克与竹下登首次直接会面,两人一见如故。竹下登在后来的记者会上复述,贝克见到他后就说:“我不是财政专家,你也不是,我们彼此岂不是正好。”

竹下登生于日本岛根县挂合村一个县议员家庭,其父是倒插门女婿。竹下家经营酿酒,属小康之家。年轻时的竹下登资质平平,大学学习商科本是为了继承家业酿酒,结果接触政治,步入仕途。他的确不是学院派出身的“财政专家”。

在回忆第一次与贝克的会面时,竹下登说:“那时贝克感觉美国的国际金融政策必须有一个巨大的改变,而我没有体会清楚。”

贝克这次要改变的是“强大的美元”。

与前任里甘放任美元升值的态度不同,贝克一上任,就开始正视美元估值过高的问题。过高的美元不但打击了美国的出口,也使美国政府贸易、财政双赤字飞速增长,债台高筑。

1984年,美国的经常性项目赤字达到创纪录的1000亿美元。到1985年,里根政府执政5年的赤字开支共计8100多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从1789年建立联邦债务统计制度到1980年间财政赤字的总和。1985年,美国对外债务为1114亿美元,其中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就占了一半多。

贝克不像里甘那样,通过金融自由改革促成日元升值,他要改变的也不仅仅是日元,而是美元贬值、日元升值双管齐下。贝克的方式非常直接——干预汇率。

美元要贬值,就不是相对于日元一种货币,而是对世界主要货币的普遍贬值。这也就是后来“广场协议”的核心内容。协议并非针对日本一国,而是美、日、英、法、德五国。

贝克要谈判沟通的国家比里甘多得多。也许是得益于律师出身,贝克展现了高超的谈判技巧。

美国财政部长贝克(左一)在广场会议后举行的发布会上,其身后为日本藏相竹下登。

在谈判的过程中,贝克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策略,先和日本达成原则上的一致,然后到欧洲,告诉欧洲各国,日本已经答应了我们。当欧洲各国也表示同意之后,美国再回到日本,用欧洲的合作敲打日本,要求日本接受更苛刻的条件。

日本是最核心的谈判对象,贝克拿出了美国从未有过的谦恭姿态。谈判桌对面的竹下登非常受用。

在大藏省内部的会议中,竹下登曾说:“二战以来,对我们来讲,美国一直高高在上。但是贝克部长向我深深低下了头,恳求道:‘求你了,竹下大臣,美国需要你的帮助。’”“美国狼狈不堪到如此地步,低下头向日本求助,日本必须帮助它。”

有了这种“日本帮助美国”的高姿态,竹下登慷慨得让美国人喜出望外。

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回忆:最令人吃惊的是竹下登主动提出允许日元升值10%以上,最后甚至还大度地说“升值20%,没问题”。

不存在的文书

1985年9月21日下午,日本大藏省藏相竹下登和财务官大场智满、日本银行行长澄田智,从东京成田机场乘上了泛美航空的航班,飞往纽约。

当地时间9月22日,西方5国(G5)财长会议在纽约中央公园对面的广场饭店召开。

从来没有哪次G5财长会议像广场会议那样惹人关注。这些西方最发达国家的“财神爷”,一直有个与其身份不相称的外号——“通货黑手党”。他们之间的会议,就像黑手党密谋一样,都是关门召开,所谈内容也不见光。而这次,广场会议第一次召开了记者会,而且发布了长达9页的共同声明,即“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的内容归纳起来有三点:五国联合干预市场,使美元对其它主要货币有秩序的贬值;对经常项目的收支不平衡进行政策干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广场会议的会期只有一天,从上午11点半开始到下午4点半结束,其中实际留给协议的时间只有20分钟。作为公开发布的共同声明,这份文案其实已经拟好,会议期间只是让各国财长再审议一下。

协议的文本草案形成过程自有一番拉锯争吵,不必多说,仅是遣词酌句上就煞费苦心。

比如,对“美元贬值”的表述,通篇没有这个提法,而是从另一方向上说成“非美元货币的升值”。实质上没什么区别,这么说不过是给此前一直高喊“强大的美元”的美国留个面子,至少在字面上不至于让人觉得美国货币政策180度大调头。

剩下的时间,则是各国财长在具体数字、各自责任等操作层面上的讨价还价。这些内容才是广场会议真正的焦点。与会人员拿到了“关于市场干预的要点”,但被标注为“no paper”,即“不存在的文书”。“通货黑手党”们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变化。

关于广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日本人的小诡计”。因为9月22日是星期天,第二天金融市场开市,各国就要开始出手行动了。由于时差的关系,日本将成为第一个国家。但是9月23日是日本的秋分假期,金融市场继续休市。日本故意隐瞒此事,让德国第一个出头探路。

实际上这是讹传。根据大场智满的回忆,选择9月22日召开会议,一方面是会议内容保密的需要,另一方面是里根政府要在23日发布新的外贸政策,平息国会里的贸易保护情绪。这套新政策会批评不少美国的贸易伙伴国,“广场协议”在这之后发布会很尴尬。

大场智满在广场会议上向各国财长说明,23日是日本的秋分假,金融市场会休市。那是在回应原西德联邦银行总裁培尔“日本不守信”的指责时附带说明的。

在广场会议的五国中,德国本来就对日本耿耿于怀。因为在共同声明中,德国和日本是仅有的两个被指名道姓提出来的“贸易盈余国”。说白了就是这两国在挣世界的钱。挣钱多的自然在这次联合干预中要多出钱出力,受“广场协议”负面影响也会更多。

日本是当时的第一大出口国和贸易盈余国,树大招风,没什么好说的。盈余数字小得多的德国就很不情愿“陪绑”。事实上,“广场协议”中“日本还有其次的德国的经常收支存在盈余”的表述,是美国力主写明的,其目的也在于安抚日本,不使其显得孤立。

在草拟“广场协议”共同声明的伦敦G5财长代表会上,德国代表曾对此提出反对:“小动物怎么能和大象同乘一条船?”美国代表当即回应说:“小象和大象当然要乘一条船。”

德国代表说德国是小动物,是要跟大象日本划清界限;美国代表说他们是小象,一下子又把他们拽回大象旁边。

德国指责日本不守信,是因为在1985年1月时,美元在欧洲金融市场忽然升值,G5以德国为中心,进行过一次干预行动,德国、美国都卖出美元,日本却没有任何举动。

大场智满解释说当时日元兑美元汇率稳定,不需要进行干预。随后又说明了日本的秋分假,表示日本这次的行动会稍晚。培尔仍很不满地说:“怎么又找到这样一个理由。”整个会场都笑了起来。

当时,各国财长们激烈的讨价还价已经接近尾声。最终达成的结果是,五国一致行动,卖出美元,总规模大约180亿。其中,美国和日本各负担30%,德国25%,法国10%,英国5%。预期使美元贬值10%至15%。

9月23日,拉低美元之战正式打响。除日本外,G5其余四国分别在金融市场开市后抛售美元。再加上广场会议的高调宣扬,金融市场已经明确G5的意图,卖出美元成了当天的一致行动。

效果立竿见影。当天,欧洲市场上美元兑日元的汇率由1∶242降到1∶230,降幅接近5%。美国市场反应更敏锐,纽约市场上,美元兑日元以1∶225收盘。

一天后,轮到日本出手了。相对封闭的日本金融市场,表现确实让人费解。东京外汇市场的美元兑日元汇率开盘价是1∶230,基本与此前国际市场的收盘价持平。当天,日本银行向市场上抛售了12亿美元,市场竟然无动于衷,收盘是1∶230.4,日元居然略微贬值。

不过,东京外汇市场毕竟拗不过世界金融大势,日本大藏省、日本银行也不断加力,到10月份,美元兑日元的汇率达到1∶210。“广场协议”要美元贬值10%至15%的目标基本实现了。

时间若是就此截止,“广场协议”似乎可以宣告成功。但时间在一天天推进,日本也越来越焦躁地发现,日元升值成了脱缰的野马,拦不住了。

日元升值恐惧症

“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本大藏省藏相竹下登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心情很好地开着玩笑:“我的名字叫‘登’,日元自然就要‘升’。”在日语里,“登”和“升”谐音。

到了1986年1月,日元升值的趋势持续,兑美元汇率逼近了200∶1。又有记者就汇率问题追问竹下登,他还是很轻松地回答:“那1美元兑换199日元又怎么样?兑换190日元是不是有问题呢?各个行业不一样,能够接受的环境也不是完全没有。”

一句话引爆市场。1月24日,路透社转发竹下登的这番话,行文是“竹下藏相明言可以接受190左右的日元汇率”。

卖出美元!买进日元!金融市场近乎疯狂。

眼看日元升值狂飙突进,竹下登赶紧出来解释,他的意思是“1美元兑换199日元和200日元没有很大区别”,避免汇率突破200的心理关口造成市场恐慌。竹下登还对媒体满腹牢骚:“痛感作为通货政策负责人的发言,应该统一到‘只有上帝知道’那句话上去。今后不管问我什么问题,只要是有关通货,就回答‘只有上帝知道’。”

追究到底是竹下登“大嘴巴”还是媒体曲解了他的本意,已经没有意义,金融市场的操盘手们,认定日元还有巨大升值空间,不断买入日元,抬升日元汇率。

1986年2月10日,日元兑美元汇率突破190,10天后突破180,到3月17日达到二战后最高值174。日本大藏省坐不住了,对金融市场的干预调转方向,大笔抛出日元。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是年5月12日,日元突破了1美元兑换160日元。

第二天,美国财政部长贝克发表谈话:“美元与日元的关系已经进行了充分调整,不会继续压低美元了。”日元升值这才得到喘息之机。

贝克算是帮了“老朋友”竹下登的一个大忙。日本大藏省卖出日元的干预操作于事无补,竹下登几次三番找到贝克,要美国出手相帮。他还是拿自己的名字说事:“我的名字叫‘登’,可是我的人气却在‘降’。”

贝克帮的不只是竹下登,还有日本的自民党。当时,日本即将进行选举。快速升值的日元让日本产业界忧心忡忡,直接危及了自民党的支持率。贝克适时出手稳定日元汇率,日本自民党最终在这次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中曾根康弘继任首相。在更替频繁的日本政坛中,执政五年的中曾根康弘是少数的“长命首相”之一。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贝克的“忙”不是白帮的,这是一场政治交易,“还账”的是竹下登的继任者宫泽喜一。

1986年7月,中曾根康弘调整内阁人员,竹下登去自民党担任总干事,宫泽喜一担任大藏大臣。时任日本外相的安倍晋太郎(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父)和竹下登、宫泽喜一是当时日本自民党的“三巨头”,并称“安竹宫”。不过这三人并不是一条心,政见不同,各有派系。宫泽喜一原本就是“广场协议”的反对者。

按照日本大藏省的惯例,新藏相到任,各局局长要带着自己手下的一班科长去大臣办公室述职。可刚上任的宫泽喜一却传话:“请各局局长一个人来。”而且述职不是白天,是下班后的半夜。

时任日本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局长内海孚回忆,那次述职“极不一般”,“宫泽见到大家一开口,就说:‘广场协议的时候,并没有清楚地决定日元升值到什么程度,这很失败吧?’”

宫泽喜一很清楚,日元快速升值是他最急需处理也最棘手的问题。上任伊始,他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就对外明确表态吹风:“日元兑美元汇率应该稳定在160至170之间的水平上。”

可惜,宫泽喜一的话没有竹下登那么“立竿见影”,频繁的干预措施也没有效果,日元兑美元汇率始终在160以下。宫泽喜一在回忆录中写道:“整个日本都患有日元升值恐惧症了……即使在晚上开会的时候,也有人问,‘大臣,今天日元又涨了好几块,怎么会这样呢?’”

宫泽喜一也找到美国财政部长贝克,要求两国共同稳定汇率。贝克对他没有那么好说话,开出不容讨价还价的条件:日本要扩大内需,方法是下调利率。

贝克这时要解决的,是“广场协议”没能解决的美国对日贸易逆差。

“广场协议”签了,美元贬值了,日元升值了,一切似乎都按照美国的设想进行着。但是,美国正在体会的却是“J曲线效应”的阵痛。

“J曲线效应”是一个经济学现象,即本国货币贬值后,最初发生的情况往往正好相反,经常项目收支状况反而会比原先恶化,进口增加而出口减少,经过一段时间,贸易收入才会增加。因为这一运动过程的函数图像酷似字母“J”,所以这一变化被称为“J曲线效应”。

以日本的统计数字来看,1986年出口额用日元计算为35兆3000亿日元,比前一年减少16%,但以美元计算却达到2092亿美元,反而增加了19%。

于是,美国又生一计:要求欧洲、日本下调利率以增加内需。而下调利率还有一个效果是资本外流,美国自然成了吸金池。此举可谓“一石二鸟”。

1986年10月31日,美日财长发表共同声明,日本以下调利率为代价,获得了“日元美元的汇率调整已经和现在的经济基础条件大致相符合”的公开表述,向市场发出日元不再升值的信号。

日元的汇率稳定了,时间却极为短暂。

年底,日本大藏省公布的1987年年度预算仍然是紧缩型,没有增加内需的动向。这在贝克眼中无异于“言而无信”。“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贝克随即暗示认可美元继续贬值。

1987年1月19日,日元突破了1美元兑换150日元大关。

宫泽喜一的所有努力,在外汇市场上基本都没有反应。直到1988年12月辞去藏相之职,他也没能拦住日元猛烈的升值。

泡沫粉碎

日元涨势凶猛,日本急迫地展开货币外交。1987年2月21日,G5财长会议在法国巴黎卢浮宫召开,五国达成“卢浮宫协议”,表示要促进汇率“稳定在目前的水准附近”而紧密合作。

从表面上看,“卢浮宫协议”宣告了“广场协议”的终止,但它根本没有阻止住“广场协议”绵绵不绝的后续影响。

根据“卢浮宫协议”,各国开始联合干预市场的行动,买入美元。但是这一次,各国的货币仿佛投入了黑洞,美元还是一路贬值下去。

3月30日,日元行情为1美元兑换145日元,突破了“卢浮宫协议”约定的底线。日本及各国的干预行动失败了,“卢浮宫协议”签订仅仅一个多月,就宣告无效。

此后,日元继续高歌猛进。1988年初,日元汇率达到1美元兑换120日元的水平,比“广场协议”前升值一倍。进入上世纪90年代,日元最高达到了1美元兑换80日元左右,是“广场协议”前日元汇率的三倍。

几家欢乐几家愁。

愁的是宫泽喜一这样的日本财政高官和日本产业界,他们对日元升值的潜在影响忧心忡忡,而绝大多数日本人,却享受着暴发户一样的狂欢——因为汇率的变化,他们手里的日元可以换来更多的美元,财富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翻倍增长。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日本人是世界最大的“土豪”。

日元升值,对出口确实影响剧烈,但在“J曲线效应”的作用下,以美元结算的账面仍在增长。而另一方面,日本的对外资本输出,却在“强大日元”的支撑下牛气冲天。

买买买!攥着大把美元的日本人开始在美国大肆购买。普通购物还好,令美国人感到不安的是,日本人仿佛能买下整个美国,“美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第四十一个县”。

在这个看起来有些疯狂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让人瞠目结舌、匪夷所思的事情。一栋美国大楼打算卖给日本人。美国人报价4亿多美元,双方谈妥,就等日本人付钱交割了。日本人忽然拿来了新的合同书,上面写的价格是6.1亿美元。美国人莫名其妙。日方人员解释说,他们的老板头一天在吉尼斯世界纪录里看到,历史上单个大楼出售的最高价是6亿美元。他们想要打破这个纪录。

到了1989年,日本人购买美国资产达到了顶峰。这一年的6月,索尼公司以34亿美元购买了美国娱乐业巨头、美国文化象征之一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此前,三菱公司已经以14亿美元购买了更重要的美国国家象征——洛克菲勒中心。这个代表着美国资本主义进入全盛时期的建筑属于日本人了。

日元升值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极度依赖出口的日本经济。1988到1990年,日本经济的增长率都保持在5%以上,仍是同期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有不少经济学者以此作为论据,认为日本经济“失落十年”并非“广场协议”所致。

但是,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繁荣的外表,却是一个华丽的肥皂泡,体积越大,也越濒临破碎。吹大这个泡沫的根源,无疑就是“广场协议”。

日元在短时间里的剧烈升值和金融市场在短期里的自由化,实际上已经掏空了日本经济的内在发展动力。实体经济受到的巨大冲击,被汇率变化产生的账面数字掩盖着,而日元升值直接带来的收益,使金融投机成为最简单有效的获利模式,金融、地产的热度提升到了顶点,经营者和投资家都豪情万丈,悄然间累积了大量的金融泡沫。

从1987年开始,为了抑制日元的进一步升值,日本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五次降低利率,把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低到2.5%,不仅为日本历史之最低,也为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之最低。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大量过剩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火热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刺激了股市和楼市的高涨。由此造成的不良债权问题越积越重,随之贯穿了整个1990年代,成为日本经济的沉重包袱。

宫泽喜一在1991年12月当上了日本首相,非常不走运地正好赶上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碎,接手了一个“烂摊子”。

宫泽喜一在回忆录中写道:“政府也好民间也好,对当时不良债权的实际情况都不是很了解,以为只要硬撑着,股价和地价还会上去。这样的乐观论处于支配地位,结果就是处理不良债权为时过晚……”

日本银行意识到金融风险是在1989年,是年5月,日本开始转入金融紧缩,到1990年8月共五次上调利率。金融政策由松到紧的急剧转向,成了刺破日本经济泡沫的直接导火索。

日本经济在1991年“硬着陆”,经济增长速度急转直下,当年只有2.9%。上世纪90年代的十年中,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不足1.5%,几乎陷于停滞,因而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而此后,日本经济再没有恢复“广场协议”前奇迹般的增长速度,持续低迷,“失去的二十年”之说亦有之。

不过,即便是“失去”了十年或二十年,日本也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子上坐了二十多年,直到2010年,才被创造了新的经济发展奇迹的中国取代。

“广场协议”究竟是不是日本“失去十年”的元凶,在经济学界难有定论,但它至少是拉开了日本经济衰退的序幕。其波澜起伏的后续影响,值得中国借鉴。

至于“广场协议”是美国搞垮日本的阴谋说,不足为信,多被经济学家付之一笑。不过,能在“广场协议”幕后偷着乐的,也真的只有美国人。

1989年,日本三菱公司买下洛克菲勒中心花了14亿美元。1995年,因为经营不善,三菱公司将其以3亿美元现金加8亿美元债务,赔本卖回原主。

美国人赚的可不光是这笔钱。

1989年时,1美元能换160日元,1995年,1美元只能换80日元。即便美国人还是用14亿美元买回洛克菲勒中心,他们光靠汇率就赚了一半。(文/董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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