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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志刚到雷洋 13年中国公民权前进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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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1 14: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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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涵】2003年,SARS正肆虐于中国南方城市广州,这城市里近千人因为这种致命的病毒被送进了医院。刚刚毕业两年的孙志刚带着对这座城市还没丧失的陌生感出门上网。27岁的他,与这座城市的亲密接触不过20来天,他还不知道,这座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像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对没有合法身份证明、没有正常居所、没有稳定生活来源的“三无人员”毫不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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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门了,遇到治安人员,问他有没有身份证,答,没有随身携带,问他有没有暂住证,答,尚未办理。于是,不容分说,他被带往某派出所,填写了一张《城市收容“三无”人员询问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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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他给同居一室的伙伴打了个电话,请他带着身份证和钱,去保释他。子夜时分,伙伴们把身份证和钱送到派出所,奇怪的是,警察不同意保释他,将他送到了专门收容遣送三无人员的收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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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他的朋友再次打电话询问,被告知:孙志刚死了,死因是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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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刚的父亲,在广州疯狂地奔走,四处上访。1个月后,当地报纸《南方都市报》第一次帮他们发出了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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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报道经过舆论场反复发酵后震动朝野,18名涉案者被抓获归案,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了打手和打手的帮凶,以玩忽职守罪起诉了涉案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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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刚死后第80天,18名被告中一人被判死刑,一人死缓,一人无期徒刑,其余15人的刑期加起来大约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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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中国上下都被SARS的阴影笼罩之时,孙志刚之死,仍能引起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正是因为这一事件给公众带来的深深的恐惧感。一个青年公民,在没有任何征兆,也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的前提下,就有可能被执法者带走并且最终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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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时发生在全中国的SARS病毒一样,这种不幸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但是,与SARS不一样的是,人们相信这场流行病毒在这一年终将会过去,而这种由人所施加的危险和恐惧不知何时才能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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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没有过去。13年过后,另一个青年雷洋在中国的另一个一线城市,以不同的原因被警察带走后死亡。又一次,中国中产阶级和正在觉醒的公民们发出了恐慌式的悲鸣:当我们哀悼雷洋时,我们在哀悼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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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中,中国政府和立法者已历三届。不可否认,中国是在进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自2003年开始的报告中,过去13年,每年都有10至20件不等的法律或法律解释被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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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知道 谁是下一个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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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公民权还显得柔弱。在普通民众看似受到公权力侵害的事件中,围观者能从其中找到切肤之痛。正如专栏作家童大焕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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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知道谁是下一个雷洋,或者说,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雷洋。这就是我们恐惧和愤怒的原因。如果说我们关注雷洋之死是出于正义和良知,倒不如说是出于恐惧和愤怒,对公权力的恐惧和愤怒。在一个没有尊严、没有人权生命如同草芥的社会,谁也无法预知自己在嫖娼或没有嫖娼的情况下,会不会被警察塞进通往死亡的面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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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生活在这个时代,是雷洋不幸中的幸运,由于自媒体发达,社会舆论已经不再被少数地方管理者和利益交错的政府部门所垄断,这使得类似雷洋的案例一经发生就可以被广泛曝光。在这一点上,雷洋与孙志刚所处的时代相比,是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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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依然存在的问号是,目前已经无法知道孙志刚之死的背后究竟有多少个没有被媒体注意到的孙志刚。至少,在雷洋之死的背后,因涉嫌嫖娼或者其他行为被抓,死在公安机关监管下的例子并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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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广东韶关男子张坤林因涉嫌嫖娼被抓。次日中午12时左右,张在韶关市浈江区公安分局南山派出所猝死。2015年1月,这一事件在互联网上被曝光。同年8月,当地检察院称已对办案民警进行立案侦查。但时至今日,各方并未公布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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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向之前追溯,2009年至2012年间,“XX死”一度成为网络热词,“躲猫猫死”、“喝开水死”、“俯卧撑死”、“上厕所死”,各种离奇死亡事件层出不穷。这些案件都在一段时间内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但多数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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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雷洋案。从最初知乎网的曝光文章到中国新闻机构的不断跟进,媒体信息汗牛充栋,但到目前为止,社会公众所获得的信息却都只是拼凑起来的碎片,完全无法还原当时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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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家属、媒体和社会要求警方出示执法录像的要求,警方说法是记录仪被雷洋打坏,小区的摄像头恰好也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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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中国公安系统早在钱案之前就斥以巨资建设的“天网”监控偏偏监视不到这些被质疑的公权力,在信息发布封闭,缺乏监督机制的警法系统中,公众更缺乏监督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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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洋能成为下一个孙志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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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刚死亡3个月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于2003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标志着《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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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化让孙志刚成为中国的人权史上一个标志性的名字。此后,凡有涉及公民权利的案件,这个名字就会被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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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中国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提出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入宪”当时被认为是中国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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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国家,任何一次个体遭遇恶性受害事件,都有可能推动社会对法律和制度的反思,并进行立法和行政的改革。比如1972年英国发生的“肯费特冤案”,促使政府通过《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询问,需要监护人陪伴。美国的“梅根法案”是由1994年美国女孩梅根遭受性侵致死而直接促成。在日本,1997年神户市“酒鬼蔷薇圣斗事件”,促成了《少年法》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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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个疑问同样又落到已死的雷洋身上:公民雷洋之死可以改变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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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洋案和魏则西案——即便前者如公众猜测,存在警方执法问题——两桩案件所涉及的话题也更大更广,一是中国警察办案程序和办案规范,一是医疗资源平衡问题,两桩都是中国改革方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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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侨报评论员文章中所说,“雷案”也应像孙案一样,成为推动中国执法机关进行改革,完善执法程序,通过制度建设避免类似悲剧发生的起点,更应该成为中国公民权保障进步的新起点。通过此案,使得公权力边界得到重构,公民的公共安全感得到加强。这样,一条生命才不会不明不白死去,更多的生命能够得到尊重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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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勉筝)

来源:侨报美国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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