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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帮北京居民整修大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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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15 19:32 |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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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帮北京居民整修大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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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jaz Tancic
小米坐在自己工作室的所在地、也是他们参与整修的大杂院里。多户共用的院子是北京中心区的主要建筑和城市单元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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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室位于北京市中心的一处大杂院内。在过去数年里,我和北京老城区的四合院业主及其中的租户们一起,合力改造了若干处已经沦为大杂院的传统住宅。其中最有趣的一次,大概就是我们对自己工作室所在的老院子的维修工程了。虽然过程挺曲折,但它启发我看到了老北京居民进行住宅自我维护的新可能。
北京的老城区里,保留了大量传统民居建筑——四合院,但从上世纪90年代起,大片胡同正被逐渐拆除,并再开发成现代化街区。同时,由于1950年代后人口密度激增,房屋长期缺乏修缮,据我们2013年做的一次调研,在幸存的数千处老四合院当中,如今约有六至八成都变成了大杂院,显得格外破败。
在过去十几年中,也有一些大杂院被改造成了漂亮的四合院豪宅,出租给高收入的中国或海外人士。不过直到2005年左右,在老城区里居住的外国人总体上还不是很多,住在那种大杂院里的就更少了。2007年3月的一天,我在东城区迷宫一般的东四六条胡同深处,看到一棟平房。它位于一个院落的南侧,并不是那种人称“院中院”的房子,它本身与邻居之间没有围墙,产权界定很模糊。里面铺着方形小地砖,厨房和厕所的墙上贴着70年代风格的绿色瓷砖,十多米长的露天走道连接起房内的各个房间,南面的两座房子之间还有一棵4米多高的柏树。整座小院里带有自发性管理的居住氛围将我折服了。房子的结构很好,很结实也很安全,只需要一些内部装修。装修完成几个月后,我在工作室“习那城邦”(Sinapolis)的研究工作就在这里开始了。
早在2000年和2001年,我先后在广州中山大学和哈尔滨的黑龙江大学学习汉学专业,又在巴黎的两所高校分别获得了中国研究和城市规划专业的硕士文凭。后来我去了山东,2007年又来到北京。我所创立的这个工作室,是一个聚焦中国的城市研究智库,集合了城市研究、地理、建筑和政策方面的若干研究者。我本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城市化进程背景下的城市创新、创造和治理。我最近的课题就包括了胡同中的微改造项目,并与人合著了一本关于城市和中国当代建筑的书《华人创造》(Made by Chinese - Architecture ,2014)。
我在世界各地从没见过北京这样的城市空间,人际交往被一个由院子和胡同组成的、迷宫一般的同质性网络支配着,形成了一个既是人际的、又是城市的强有力的网状结构。这让我想起自己出生的地方,也是如北京一般璀璨的城市——巴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建筑”、“居住”(bauen)和“存在”(bin)这三个词,源于古德语的同一个词根。而北京这种人与建筑环境浑然一体的城市结构,是对这一说法的最佳诠释。
     
Matjaz Tancic
整修后的院子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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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apolis
老北京街区的城市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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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维护这样的老房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到2013年,才过了六年时间,我们的院子就已变得十分破败了。比如地上的水泥面由于经年缺乏修缮,变得凹凸不平,在冬天结冰的时候非常滑,很难走,对老人来说更是困难。夏天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在八月雨水的冲刷下,地表形成一道道沟壑,我们脚下的泥土随着水流被冲走。几个月里,大家多次同房东们反应地面的问题,却无人处理。
实际上,造成这种破败景象的非常明确,但也都是一些人们平时不注意的细节。比如柏树被砍掉了,大门入口处堆满了砖块和废品,水渗进墙里,雨篷开始老化发黄,院子中央建起了一个小棚子……由于公共空间的管理不善,这个一度魅力十足的小院子渐渐衰败了,让人感到伤心和遗憾。不过与此同时,包括我在内的小院住户之间,关系变得愈加亲密了。我已不再是那个人们在院里客客气气地招呼着的、没名字的“老外”;几年时间里,我们学会了彼此开开玩笑,在对方有需要时伸出援手,甚至经常和房东一起吃饺子。院子里年纪最大的居民,是住在东屋的一位90岁的老奶奶,她有个70岁的女儿,几乎每天都要坐公交车从亚运村过来照顾她;如果她不能来,西屋来自大连的年轻小两口就会接应照顾老人的任务;北边住的是几位已经退休的奶奶和一位特别喜欢花卉的保姆,爱讲“玫瑰花又开了啊 ”这样的话题。在我们的大杂院里,各式各样的人就这样住在一起,堪称一个社会多样性的上佳范本。小院里的房子属于多位的业主。我的房东虽然已经搬到了北京市区的北边,但依然跟这些还留在小院的老邻居们保持着紧密联系。院子里的邻里气氛跟院子的破败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Sinapolis
整修工程之前,小院里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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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业主们有必要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房屋维护的问题。实际上,大家都认为应该找出解决办法,但也担心钱的问题,于是一拖再拖,想着情况也许还没那么糟,再等几年重修也可以。在大家的讨论中,我发现了两个关键问题:其一,业主们可能担心的是,老城中心区的保护规划(我们的院子位于老北京保护区内)日后会有变化,不排除会被拆迁和重新安置的可能,所以他们希望尽量以最小的投入来维持居住条件;其二,每个人都在想,如果要整修,就要包括总体设计、工程主管人选、预算、工程协调等问题,这些对普通人而言十分麻烦。
面对这种状况,我的工作室做了深入思考,于2013年夏天提出一个方案。并召集小院的几位业主,开会分享了我们的方案和目标。我们将负责从设计到协调、组织施工的任务,并承担总预算一半的费用,另外一半由其他业主平摊。我们认为要让居民共同参加从方案计划到实施的整体过程,共同出资应该是最佳的方式。预算确定后,我又给每位业主打电话告知了这笔成本。由于平摊在每个人头上的花销大大低于大家预期,得到的反响还不错。有一天一大早,一位居住在北面的邻居交来一个装着现金的信封,开玩笑似的跟我们说,希望这样能鼓励其他业主也都这么做。几天以后,所有的钱都凑齐了。于是我们组织所有业主开了一次会,详细介绍了我们的施工计划。用水泥砖重新铺整地面,施工时需要注意坡度,并且绘制好图案。整理院子的入口处,扩大院内的公共空间,拆除小棚子,移除堆放在院内的混凝土板。最后,整修房屋的外立面——粉刷、保温层、门窗、雨篷等。
翻修方案不仅涉及公共空间,也涉及到各位业主的私人空间。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所谓“公共空间”的概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曾树立起“公共空间”的旗帜作为方案的基本原则,但是一些建在公共空间里的临时或违章建筑物(如棚架、水泥台子等)阻碍了这一原则的实施。虽然在劝说房东们拆除他们之前搭的破旧棚屋时,我们遇到些周折,因为无论那些建筑现在还有没有用,他们都很舍不得拆掉,但最终,恢复大杂院中公共空间的想法到底还是被接受、并被实行了。
     
Sinapolis
大家一起拆除遮挡院子光线的雨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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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有其它问题层现错出。比如我们知道院内应该有一个化粪池,但是没人知道它的确切位置,也不知道它是供谁使用的;还有一个1960年代开挖的防空洞,是不是已经被堵死了?如果不是,通向地下的楼梯又在哪儿呢? 最终,这些问题总算被一一解决了。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不少问题。首先是清理地面时,产生了十多立方米的建筑垃圾,需要几辆翻斗卡车晚上开进胡同来运走,这就涉及到调度管理问题。此外,我们遭受了跳蚤的袭击,或许是在工程进行中搬动杂物惊扰了它们,或许是清理地面所产生的垃圾吸引来了各种小虫子,这导致我们好几个星期都无法正常生活。而夏季频发的暴雨,更令施工进度不得不放缓。但最终,工程还是在三个月内完成了。现在,院子安装了一个新大门,以前被杂物占用的的空间被清理干净,院内的外墙也被粉刷一新。院里以前仅供通行的走道,现在变成了一片真正的公共空间,使整个院子有了新气息。
     
Matjaz Tancic
经过整修,院子恢复了原来的面貌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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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们的院子获得了东四六条街道居委会颁发的年度最美小院奖。2014年,史家胡同博物馆织召开了一次会议,请我去介绍这个经验。这之后,一个负责城市规划的机构对我们的大杂院进行了一次访问。20多位专家的到访给予我们很大鼓舞。当然,要进一步提升这个大杂院的整体环境,还有很多事要做。但是我们的工程不仅本身获得了来自各界的肯定,而且,也许还能促使更多人自发地组织翻修活动。虽然这次改造只是我们独立发起的个例,而且,也只不过是把一个破败的院子恢复到了正常状态而已;但我们的行动还是证明了,在这个充斥着利益与猜忌的大都市里,集体精神在某些时候还是可以占上风的。它也证明了,一个好的城市改造未必需要大规模、高造价的工程;相反,我们可以通过小规模的行动、在本地范围内、用最少的开支、以集体合作的方式来完成。
     
Sinapolis
小院的空间改造规划图。左右两图分别是整修前与整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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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意识到,这项改造工程可以从效用角度来进行细化分级,比如依据各种现实需要和可用资金,从最小的变动(如清理和整理堆积物、拆除无用的棚屋、修整地面、增加照明)开始,到建筑的改动(如改造卫生条件差的住房),再到公共空间的改造(涉及创造交流空间、安装公共设施、提高小花园的利用率),以及通过整理拥挤或空闲的空间,来拓展可用空间等。
     
Matjaz Tancic
整修工程后,被扩大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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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接近尾声时,我想到,可以用“微观城市规划”来定义我们的这次行动。这是一种与人保持亲近距离的城市规划方式。这次由居住在同一个北京院落中的居民,共同自主进行的实践,对于老城中心区的整治问题来说无疑是一个成功案例。条件是在集体探讨中,居民们能够相信可以从中真正获益,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我们这些专业人士则要依照居民们现有的生活方式,来统筹协调方案的实施过程。
进而,我们又提出一个问题:能否有这样的可能,首先从微观介入,这种介入随后可以在整个城市层面上产生影响?
     
Sinapolis
工程完工后,居民们还要进行后续的改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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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北京的大杂院在城市历史中心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历史角度来说,大杂院记录了近60年来首都城市面貌的变迁。与其试图找回明清时代完美的传统住宅,不如更多地去注意这种多户共居的院落及其有机性特征。这种诞生于现代的院落住宅形式,今天仍旧作为一个社会性网络,以它内在的创造性在强有力地发挥着作用。虽然这些大杂院通常都会有例如卫生条件差、人口太密集等问题,但它们也都具有一种半私人、半公共,与街道直接相连的生活空间。在城市尺度下,这种独特的空间形式也正可以提供有趣的解决方案。在大杂院分布较多的城区中,最常见的是小型住房,而它在功能与社会空间的混合性方面有很强的潜力,同时具有进一步发展旅游业的可能性。近年来,北京市内其他大小尺度各异的改造项目,例如​大栅栏街区,尤其是杨梅竹斜街的整治​,也都说明​将本地创意、遗产保护和长期发展三者相结合,以实现城市总体利益目标,并不是困难的事。
如今最重要的是,对许多并未被纳入各级文化保护名单的大杂院这种所谓的“普通遗产”进行整体整修,已成为北京市政日程表上的紧急任务。我们希望地方政府对于这种整体的整修,能具有和遮蔽管线和粉刷胡同外墙同样的热情。为达到这个目的,更应提倡集体和个人自费的方式;通过提供更加完善的信息和教育活动,对那些“自下而上”积极参与的居民,给予鼓励;要么太随便要么太严格的城市管理条例,应该根据案例诸个进行重新审核,以便在城市行政的框架内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应该组织跨学科,职业多样化的领导队伍,包括城市学者、建筑师、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手工艺者、艺术家等,并且尽可能地与居民一起合作,在这个如此特殊的城市建筑类型灭绝之前,将它现代化并且提高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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