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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上记录了我们的秘密,它能说的其实还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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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30 07: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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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希达·巴里(Shahidha Bari)是伦敦玛丽女王大学(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一位浪漫主义讲师,为《金融时报》、《卫报》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撰稿。《济慈与哲学:感性人生》(Keats and Philosophy: The Life of Sensations)(2012)是她的最新力作。

本文由 AEON 授权《好奇心日报》发布,你可以在 Twitter 上关注他们

1932 年,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遇到了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他们两人在巴黎街头游荡徘徊,身上裹着连李伯拉斯(Liberace)都会嫉妒的华丽皮毛大衣,一张古怪有趣的照片记录下了这一刻。大衣像件黑色披肩一样随意搭在达利肩上,齐颈长的凌乱发丝为他平添了一分吸血鬼的气质。拉康则心不在焉地两手插在兜里,身上华丽的长毛条纹大衣——可能是件貂皮大衣——似乎是临时随便裹上的。

拉康是一个自恋的人。对于那些熟悉拉康婴儿发育镜像阶段相关著作的人而言,这并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在拉康看来,一切对于自我的阐释都或多或少和自恋、凝视以及“镜中影像”有关。镜像理论认为,我们的自我人格和外界看待我们的方式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一些老旧的影像资料记录了拉康 1972 年在比利时鲁汶大学(University of Leuven)向一群全神贯注的观众演讲时的情形,影像中的他傲慢张扬、特立独行,还很钟爱佩斯利印花蝴蝶结无袖宽松内衣。他吸了一口雪茄,双手随着声音的力度起伏、绷紧、握起。“语言,”他说,“从来无法让我们明确地表达……”

当语言发挥的作用有限时,衣服或许可以替我们表达一些想法。我们总是兴趣缺缺地以为,各种观念想法只能在书本和诗歌中找到,只能用建筑和绘画表现,只能用哲学命题和数学推理阐释。我们在教室里传授它们,用语言、数字和图表表现它们。但除此之外,衣服或许也可以被看做一种思考、反思和沉思的方式,它可以像诗歌和数学方程式一样清晰地表达出人的观念想法——只不过这种表达观念想法的方式比较让人难以接受。如果这个世界用丝线向我们展示它的面貌;如果世上种种未解之谜像散开的衣脚线一样真相大白;如果衣服不单单只反映了我们的个性,也不单单只点明了我们喜欢灰色胜过绿色的老套偏好,而是更加深刻地展现了人类生活的方式,展现了我们的经历和我们的雄心壮志;如果缺口领的完美几何形状、百褶裙有意的褶子设计、珍珠戒指安宁温润的完美形态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那么世界会是怎样一副光景呢?

一些人喜欢衣服:他们收集衣服、在意衣服、吵着要买衣服,费尽心思想要穿着得体,认真严肃考虑要买什么衣服。在一些人看来,衣服的制作和穿着是一种艺术形式,能够彰显他们的品味和洞察力:衣服标志着他们的与众不同。而在其他人看来,衣服只不过起到了一种功能性的作用,或者说只是用来穿的——他们认为,衣服不过就只表现出了必要的体面感、天气的变化以及会面时不值得注意的社会习俗,除此之外,衣服不能证明任何观念想法。但是,衣服上常常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包含着各种意思,比如家财万贯(the ties that bind)这个词的英文就是由“领带”(tie)引申而来的。靠着衣服,我们和其他人、其他地区以一种复杂、有力而又不易改变的方式联系在了一起,用一种每个地方都通用的语言表达了我们的想法——只要我们留心去解读衣服。

如果说衣服是一种理解人类的方式,值得我们注意,那是因为,在对自我和灵魂的所有抽象、严肃构想中,我们的内在生命通常都是“穿着衣服的”。我们怎么能假装,我们穿衣打扮的方式和我们渴望、拒绝我们所爱和被爱的事物并为其狂热烦恼的冲动无关呢?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上记录了我们的秘密,到处背叛我们。衣服透露的信息,比我们所知道、所打算透露的更多。如果说,我们通过衣服尽力宣扬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我们的信心和归属感,那么我们在做这些事时,就像是蒙着一层欺骗的面纱。

我们喜欢的旧衣服就像我们的爱人一样忠诚,而比较新的衣服虽然闪耀夺目,却会背叛我们,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表现出靠不住的一面。我们对衣服有种天真的信赖,这份天真有些冒险。莎士比亚早就明白了这点;甚至当李尔王(King Lear)自身的富裕繁荣再也无法遮掩他的道德沦丧时,他还是大声向衣衫褴褛的可怜的汤姆(Poor Tom)强调:“褴褛的衣衫遮不住小小的过失;/ 披上锦袍裘服,便可以隐匿一切。”爱默生(Emerson)也曾用一副戏谑的口吻告诫过我们:“穿得好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狗会尊重这身好衣服,不会攻击你。”

然而衣服从来就不能保证我们免受外界袭击或内心悲苦的伤害。织工请哈利勒·纪伯伦(Khalil Gibran)笔下的“先知”谈谈衣服时,这位先知用梦幻的语言答道:

“你们的衣服遮掩了你们许多的美,却不能遮盖住丑。 尽管你们借衣服寻求隐私的自由,但你们找到的却是羁绊和束缚。 但愿你们用自己的肌肤而不是衣服去迎接阳光和清风, 因为阳光中有生命的气息,而风中有生命之手。”

先知说要用肌肤去迎接阳光,裸露肌肤感受欣喜。而现实世界中,我们也对衣服有一种反感:华丽的衣装无法掩盖丑陋的真相。正如纪伯伦所言,衣服会给我们带来羁绊和束缚,阻止我们接触更加真实、自由、赤裸的现实。E·M·福斯特(E·M ·Forster)挖苦般警告我们“不要相信任何要求你穿新衣服的企业”,但他自己却总是整洁地穿着一身英王爱德华时代的优雅衣装,藉此守卫着自己不为人知的自信、性向以及其他秘密。

  E. M. Forster 的画像 ,画家 Dora Carrington,图片版权:Wikipedia

衣服能够为我们提供藏身之所,帮助我们遮挡焦虑和痛苦,使我们不必在焦虑和痛苦的影响下像暴风雨中站在荒野上的赤裸国王一样畏缩。如果说,生活的背后藏着绝望,那么或许正是衣服抚慰、舒缓了我们的绝望。不过,衣服也会诱惑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秘密交给它保管。

在一些人看来,衣服是一种隐匿我们本来面目的伪装,一种能帮助我们掩藏身上某些特质的保护物——就好像我们自身以及所拥有的一切拒绝清楚明白地在外衣上体现出来,展示给别人看。而在其他人看来,衣服则表明了我们对于生活的在意,我们系皮带、打领带、戴珠宝时娴熟而独特的方法,昭示了我们对于生活的这种在意。我们喜爱的衣服就像是我们的朋友,它们柔软、服帖,它们似乎用心记住了我们的身材尺寸和比例。

有一些衣服,我们只要一有私人时间就会换上,在其中舒展我们的四肢,比如下班回家后你换上的套头衫,比如漫漫长夜中唯一阻隔你和你爱人的内衣衬裙。我们不必向我们的衣服剖白内心,我们的衣服似乎早就明白我们可能会说的所有东西,知道许多我们无法用言语描述的事情。

令人讶异的是,哲学这门学科却几乎没有注意过衣着透露出的讯息,哲学家们只是喋喋不休地论述衣着和伪装、隐藏之间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和哲学的先祖柏拉图有关。柏拉图一心挂念着如何透过事物的“外表”看清真理事实,要求人们透过虚无缥缈的“阴影洞穴”看清身后的现实。在柏拉图的影响下,哲学中的真理观无可避免地变成了领悟、启示和揭露的概念。我们已经学会了去尊崇真相赤裸裸的特点,悲叹谴责阻止我们了解真相的屏障和伪装。在古希腊传统中,真理的化身是浑身赤裸、不穿衣服的。而希腊语中的“真理”本义即为“没有遮蔽”、“无蔽”。

当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重复经典的真理论时,他认为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像赤裸裸的事实一样朴实了,但他也提到了一些更像是逐渐为人所知的、已存在的东西,他揭露了这个世界的真相,唤起了人们的回忆。尽管如此,哲学的启示录依然和打扮着装的观念想法存在分歧。

1854 年,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在一篇日记中提到:“为了游泳,人们要脱掉身上所有的衣服;为了寻求真理,人们也必须脱掉所有的‘衣服’——脱掉所有内心的‘衣服’。”即使是在现代哲学中,自我认知也要求人们脱下“衣服”——脱下所有物质上的偏见和浮华虚荣。而这种观念也是在暗示:物质上的偏见就是浮华虚荣。那些外在的华丽衣物装饰阻碍了我们对内在赤裸真相的探寻。

在克尔凯郭尔之前,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就放弃了时尚,说它是“愚蠢的”。不过他对于“外表”的理念却成为了哲学中受大家关注时间最长的一个话题。康德的思想把事物本身的真实(即本体,noumena)和我们眼中的它们(即现象,phenomena)区分了开来,而哲学的任务就是去处理一种不可调和性——即可能自主存在的世界和我们理解世界的有限能力之间的不可调和。在康德因为区分这两者而倍感痛苦的时候,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激进而反传统的哲学则十分珍视外观,认为它是我们运用和颠覆所接受的想法的手段。在他所提倡的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的形象中,尼采认为真实仅仅是一系列行为、外观以及表象,其背后不存在单一不变或者一以贯之的道德伦理。而世界的外表则在一直不停地变化着,需要人们去体会它的美。

《酒神与太阳神》,画家:迭戈·罗德里格斯·德席尔瓦-委拉斯开兹 图片版权:Wikipedia

虽然在哲学里,“外观”依然属于感性认知论的问题,但它和身体外貌以及服饰完全无关。不过,忽略穿着衣服的身体的物质存在,也就是在否认一些和人类观察以及世界中的存在息息相关的东西。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却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例外。对他来说,衣着自然而然地被看作是被完全物质化了的世界的一部分。似乎衣服身上承载着他在现代文化中感知到的物体的神秘性。1867 年出版的《资本论》一开篇,就用一件外套为例,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商品被扭曲的属性。这是马克思的直接理解。1850 年夏天,他把他的一件绅士外套典当给了当地一名当铺老板,希望为度过他生命中的几次困难时期中的一次筹一些钱。不过令他困惑的是,在没有了得体衣服的情况下,他发现自己被禁止进入大英图书馆的阅览室。像外套这样的东西为什么能神奇地敲开各种大门,又为什么能被赋予特定的许可呢?就连马克思自己的一件外套,都难以避开摆脱不了的资本主义交换和价值机制。

在马克思看来,包括外套在内的所有商品都是十分神秘的,它们承载着奇怪的意义,它们的价值并非来自生产它们所需的劳动,而是来自抽象、丑陋、充满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平淡地重复生产这些物品让工人们精疲力尽,也耗干了他们的意志和活力,但反过来,马克思同时也注意到了一个不合常理的情况:一件商品可以盗用或者模仿一个人的特点,就好像它自己拥有邪恶的生命一样。衣服用其特有的尖锐代表了那种可怕的模仿:想象一下把自己捧得特别高的最新款运动鞋上叮咣作响的金属徽章、或者那些裙摆似乎都带着某种轻佻的裙子,就连高得让人目眩的高跟鞋,似乎都在讲述自己不必努力就过上慵懒生活的故事——制作这些高跟鞋的工人的生活离它有十万八千里远。当被送到市场的时候,这些服饰上面干净无痕,它们经历过的工人的手留下的印迹都被抹去了。

当马克思谴责现代文化中蕴含的强烈商品“物质崇拜”时,他用到的词是“fetishism”。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feitiço”,意为魅力或者魔法。他还特别提到了 15 世纪海员在西非见到过的拜物传统。在进行物质崇拜的过程中,这些崇拜者们会在这类物品身上赋予各种各样它在现实中并不会具有的神奇属性。同样地,在马克思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利用了物品身上超自然的生命。衣服也未能免俗地引发了这种虚假的崇拜。我们赞颂鞋子、裙子、上衣和包包,就好像它们拥有天然的力量、拥有精神或灵魂;我们会为它们赋予故事、生命和身份,并在这个过程中忘掉它们真正的出身。

对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来说(他自己就以经常穿高品质体面三件套而著称),衣服本身并不是智慧探索的对象,不过穿衣理念却启迪了精神分析法,因为它和掩盖以及露出之间的关系有关。当弗洛伊德把梦表露出来的外在内容和它们潜藏的意义进行对比时,他注意到了梦在连接内在和外在、表层意识和深层意识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有时候会说梦是织出来的,不过其实它都是我们有意编造出来的。更确切地说,我们的梦就是我们潜意识身上的衣服。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图片版权:Wikipedia

在弗洛伊德看来,记忆都是编造出来的。通过唤起一种叫作“屏障记忆”(screen memory)的现象,弗洛伊德彻底挑战了婴儿记忆的完整性。屏障记忆看起来剥夺了令人愉悦的早期经历,但却会记录下相对没那么重要的事情,以便用它来屏蔽或者保护更具灾难性的隐藏含义。屏障记忆并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记忆,但它的表象却能隐藏另一类记忆。当弗洛伊德使用“screen”这个词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从模拟的角度上理解它,把它看作是电影屏幕(screen),或者是压在或者投在一幅图像上、用来遮盖另一种更真实的回忆的视觉平面;但“screen”同时也有保护、遮挡的意思。屏障是一种织物,而且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解,正如梦会受到限制、记忆是编造出来的一样,心灵也被一层又一层地笼罩和遮掩起来。

“织物”(fabric)一词的词源中,一处是拉丁语里的 fabrica,意为工坊或者生产东西的地方,另一处是拉丁语里的 faber,也就是加工物质的手工艺人或者制造者。它让人想起印欧语系里的 dhab,它的意思很贴切:“拼凑”。在精神分析界,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和分析师会把一点点的心灵拼凑到一起,追溯那些被遗忘的、由创伤导向原初经历的道路,就好像帮助情人走出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用线标记出通往迷宫出口的路线一样。这个拼凑或者编造心灵生活的过程,意味着分析师要具有某种特定的创造力、甚至是虚构的能力,只是这种虚构的根源是真实:通过谈心疗法对于接受精神分析的人的梦和他写的东西进行富有想象力的诠释,以及分析了他们透露出的语义碎片之后,就会把我们带回到可能自己曾经无法面对的经历上去。

我们很容易将自我与外物的类比视作肤浅,仿佛灵魂的本质只会被我们用来表达内心的外在物品所玷污。我们也很难不把哲学对服装的轻视看作其对母性、家事或女性世界普遍蔑视的一部分。尼采写道:“‘外表’是‘女人’的灵魂,是浅水区上方飘乎不定的薄雾。”将女人与浅薄归为一类的做法当然是想否定其深度,但它们所比喻的外表并非一无是处:对于具体的时刻或感觉,它具有流动性、响应性和敏感性的特点。女性作家总是对此深有体会。在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的小说《欢乐之家》(1905)中,莉莉·巴特(Lily Bart)承认了她仰慕劳伦斯·塞尔登(Lawrence Selden)这一不争的事实:

她现在几乎要恨他了;不过,她很清楚,他说话的声音,他那稀疏的深色头发所具有的光泽,他坐下、走路或是穿衣服的方式——即使是这些极为平凡的事情,也深深地编织到了她的生命之中。

当我们说某些事情“交织在一起”时,我们指的是这些事情非常亲近,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不过,华顿所说的“编织”(inwoven)要更为亲密,她指的是某件事情已经成了另一件事情的组成部分。与华顿同时代的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道连·格雷的画像》中讽刺道:“只有浅薄的人才不会依靠外表判断人。这个世界真正的秘密在于有形事物,而不是无形事物。”身着时髦绿色外套、戴着绿色康乃馨的王尔德半开玩笑地将我们推向那个无比世俗的新世界,在那里,神圣不仅存在于权威之中,也存在于服饰之中。

奥斯卡·王尔德,图片版权:Wikipedia

不过,华顿的思想超越了新出现的、面向外部世界的现代主义,而且比“外表可以体现内在自我”这一颠倒的悖论更加深刻。莉莉之所以倾心于劳伦斯,不是因为劳伦斯做出了某种浪漫的感情承诺,而是因为他的具体细节吸引了她,仿佛她那有些迟钝的感官印象(他的声音,他的头发,他的服装)与这些印象似乎能够抵达的内部生命被紧紧地缝合在了一起。实际上,我们也像莉莉关注劳伦斯一样,与这个世界上的物质以及它们所归属或关联的人编织在了一起。

阿奈斯·宁(Anaïs Nin)领悟到了这种生命深层交织的思想,她在《通向火的梯子》(Ladders to Fire)(1946)中写到了一个恋爱中的女人:

她不停地编织、缝纫、修补,因为他身上没有缝合……连接和修补用的针线……她只有通过缝合……才能让温暖的空气不致于在他们共同度过的日子里从两个人的关系这一柔软的外表面渗透出去。

在这里,缝纫既是一种物理活动,也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这两个层面以某种形式交织在一起,似乎上升到了灵魂的表面。我们经常谈论服装对个性的表达,但衣服、样式、材质和面料——我们制作、穿着服装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活和思考的方式——这些都编织进了我们最深层次的生活之中。这里的命题不仅仅是服装可能反映这种生活,而是生活本身就是在我们穿着衣服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对服装的制作、保养、传递和穿着深深地镌刻在了我们的自我意识之中,而且以细致而亲密的方式被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人所铭记。

这并不是说服装就是我们本身,而是提出了一个试探性的说法:我们的自我经历是由包括服装在内的许多事情勾勒描绘出来的,我们不注重外表或将服装归入虚荣范畴的狭隘心理阻碍了我们对某个重要方面的理解。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说,也许“一个人所体现出的风格与他的“真实”存在之间[无]对立关系……在几乎所有情况下,我们呈现给别人的方式就是我们存在的方式。”这种说法与柏拉图的观点恰好相反。

也许我们的确存在于服装之中。我们的各种自我在服装之中接受修改、调整和打磨。有时这件事情显得很笨拙——你希望通过戴眼镜获得严肃性,通过涂口红变得性感——但更多时候表现得很微妙:高跟鞋可以让你获得挺拔的身姿,娇小的步态,领带可以让你挺胸抬头,保持身体正直。一些衣着可以限制和重塑我们的物理形体,有时也会改变我们的情绪。有一些服装,我们可以感觉到它们,这种衣着使我们发痒,甚至会擦伤我们的皮肤,其材质与我们的皮肤表面差异非常明显,仿佛我们和它们是不相容的。穿着这些服装时,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我们的身体,这使我们与周围的世界显得格格不入,因为其他人似乎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穿着这些服装时,我们总是能够明显感觉到我们身体的存在性。

相反,还有一些服装,我们几乎觉察不到它们的存在,这些服装轻盈而透明,很难看到或触摸到,仿佛我们被包裹在了空气之中。我们习惯于这种衣着,在参与各种活动时几乎不会考虑到它们所覆盖的身体。也许只有当我们努力想让别人注意到自己时,或者不希望被别人发现时,我们才会感受到自我的存在。我们在自己所穿着的服装之中经历人生起伏。只要身上还穿着衣服,我们总是有寻求差异和转变的可能性。

不过,这些转变的可能性不仅令人激动,而且具有危险性,它们会消除自我的安全感,使人不再认为自己是沉着冷静、坚如磐石、不可改变的。比如说,我们怎么会如此轻易地在服装上模仿他人,仿佛我们可以相互交换,无法区分,没有任何特点?我们轻视戏装和华丽的服饰,然而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向个性的专有属性提出了挑战。毕竟,穿着戏装是一种背叛,是对魅力的驱逐,而不是对风度的展示,它暴露了人们对真实性的伪装:既然我可以通过着装粉饰成你的样子,我们身上又有哪些东西真正属于我们自己呢?

对真实性的焦虑从未远离服装。我们苦苦搜索“属于我们”的衣服,但却只能看到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透着一种傲慢气息的成衣,这使我们心神不安,因为它们似乎在说,我们的身体是普遍存在的,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任何特点。不过,我们的服装仍然可能蕴含着无比动人的故事,涉及各种形式的个人话题:逝去已久的亲人留下的外衣终于可以穿在已经长大成人的自己身上,这种痛苦的甜蜜也许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或者将孕妇装折起来放到一边,因为你再也没有机会穿上这身衣服了。有时,服装只会给你带来痛苦:在人生最灰暗的日子里,你的衣服上留下了血痕。服装还记录了我们的改变,其颜色和光泽的微妙变化伴随着我们人生的变迁,这一特点只会随着时光的流逝一直持续下去。

不过,服装之中也蕴含着希望。索尼亚·里基尔(Sonia Rykiel)设计出的完美女装让人穿到最后感觉非常舒适,非常自然(不仅是衣服,连你的皮肤都觉得非常自然)。对此,法国哲学家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写道:“我所遇到的这件女装……非常适合我,我也非常喜欢它,我们具有某种默契……这件衣裳穿在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人身上,这个人就是我。”这件女装就像一个梦,或者说是梦幻化成了一件女装,它让使用者变得焕然一新,并且证实了这些人心甘情愿展示这件衣服的说法。身穿这件衣服,西苏并没有为她的身体、她的美丽、她的年龄和性别而焦虑困扰,服装为她带来了近乎神圣的完美感和完整感:

我穿上这件女装,就好像进入水中一样。我穿上衣服,进入水中,它包裹着我,将我完全隐藏了起来,同时又不会将我淹没……我就在这里,穿着最贴近自己的衣装。它几乎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索尼亚·里基尔 2015 早秋设计一例,图片来源:thebestfashionblog.com

这里没有任何破裂或是间断,只有感觉像是已经融入身体之中的布料,将真实的自我毫发无损地呈现出来。说来也怪,这件一流女装所追求的也许是某种透明或是隐形能力,使人们在纯净、公正、绝对真实的光线中看到我们真实的、最好的自己。

有些人可能认为自己拥有这样一件服装,他们小心地珍藏着这件尤物,只在重要场合才舍得拿出来穿;另一些人努力寻找这样一件衣服,但每次买到的试验品都不够理想,对他们而言,这个目标似乎一辈子都无法触及,就像只能在梦中见到的已逝之人的面庞一样。也许理想服饰的力量正是来自于其珍贵性,就像来之不易的自知之明一样,其显而易见的真实性并不能禁得起仔细推敲。哲学或许已经忘记了服饰,但语言所无法表达的一切精神生活和身体变化依然存在,它们等着我们去解读,去搭配合适的衣装。

翻译 熊猫译社 钱功毅 葛仲君 刘清山

图片版权 Pascal Le Segretain/Getty Images、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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