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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传奇人物盛宣怀的两重面孔(上)|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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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30 08: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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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乎?商乎?公乎?私乎?爱国乎?卖国乎?成乎?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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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大马元巷18号前门,一株粉色晚樱烂漫绽放,映得身后一栋砖红色老别墅如水墨画一般美妙。正是江南暮春时分,踏进挂着“盛宣怀故居”牌子的大门口,里头是十来户人家杂居的大杂院。


这里是盛家老宅。道光二十四年,在安吉做县令的盛隆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家中宅院里的一颗老杏树发花如锦。这一年,盛家果然喜事连连:春天,盛隆次子盛康高中进士;秋末,盛康迎来自己第一个儿子。因为之前得到的梦中吉兆,盛隆给新添的孙子取字“杏荪”。


盛家是常州官宦世家。到盛康这一代,受常州学风影响,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他打得一手好算盘,曾做过粮道、盐道的官职,编有《皇朝经世文续编》一书。对从小聪颖过人的长子盛宣怀,他常常勉励其从事“有用之学”。


1860年,太平天国攻占江南地区。17岁的盛宣怀跟着祖父盛隆取道海路,又途经浙江、安徽、江西,辗转半年投奔在湖北为胡林翼办粮草的父亲盛康。此后,他在湖北居住五六年。


湖北处天京上游,扼东西南北之咽喉,此时正是湘军屯兵和太平天国对决的战略要地。在湘军首领胡林翼和其继任者严树森治下,湖北以“军务吏治,严明整饬,冠于各行省”。少年盛宣怀耳濡目染,事事研求,“慨然以匡时济世自期,生平事功,基于此矣。”


此时,李鸿章也来到湖北,在曾国藩幕中辅佐办营务,和盛康成为同僚。他对长于理财和办理军需的盛康颇为欣赏,曾手书“萧何关中,刘晏河北”以相应和。待平定太平天国后,他以“才具优长”向清廷推荐盛康。盛康因此步步高升。这段“雅故”也为长子未来的机缘埋下了一处伏笔。


因为接连有功于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之乱,李鸿章成为炙手可热的朝中重臣。1870年,他奉旨赴陕西防剿回民起义。因为幕下急需人才,追随李鸿章多年的无锡人士杨宗濂就把老友之子盛宣怀举荐给他。


在人才济济的李府门下,这个25岁的年轻人很快展露了自己的机敏、才识和勤勉。据《行述》记载,他常常为公务骑马奔走于陕西、山西的山川中,盛夏炎暑,日行百里而不知辛苦。


盛宣怀逐渐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先担任类似机要秘书的职位,后会办甘陕后路粮台和淮军后路营务处工作。这让他常常因采办军需物品,往来于天津和上海等通商口岸,得以见识西方资本主义刺激下出现的种种新事物。


1870年7月,在甘、陕平乱的李鸿章接到朝廷急令,命他率淮军至天津,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成功调解教案后,李鸿章取代他的老师成为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大臣。这标志着李鸿章进入中央权力的核心,参与晚清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在之后25年间,虽仍受制于满清权贵,但李鸿章无疑是清廷实际的丞相和第一权臣。


这也给25岁的盛宣怀提供了一个走上历史舞台的契机。

 

 

毕生第一知己

 

晚清著名诗人、名臣陈宝箴长子、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曾评说:盛宣怀“最受知李文忠公(李鸿章谥号)”。而盛宣怀也将李鸿章“引为毕生第一知己”。


这位近代史上备受争议的晚清第一权臣,在甲午战败后自嘲为大清这一间破屋的“裱糊匠”,被《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主编、学者刘广京称为“中国近代化的倡导者和领导人”。自1860年代,在上海见识洋人的坚船利炮和先进技术后,李鸿章开始推行洋务,接连创办江南制造局等三家近代军工企业。


出任直隶总督后,李鸿章的视野越发弘阔。在1872年的一份奏折里,他提出了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考察西方强国的发展现状,他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把洋务运动的重心转向了“求富”——创办民用型近代企业,和西方列强争夺利权。


为了实现“自强求富”大计,李鸿章在督直的25年间铺开了一张由幕僚、同年、同僚组成的网络:同样具有开明思想的各省督抚如沈葆桢、张之洞、刘坤一、丁日昌等人,是他推行洋务运动的联盟者,而盛宣怀就是李氏洋务事业中得力的执行人——人称“合肥相国之左右臂膀”。


对李鸿章,盛宣怀每每以“恩师”、“傅相”相称呼;若是私底下发牢骚,则称之为“合肥”。他曾对李表明心迹:除努力办好轮船、电报之外,“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中堂得无笑我言大而夸乎?职道每念督抚姓名得传后世者几人哉?遑论其下。是故做官不及做事多矣。”


这一腔表白如今都已成为历史事实——谈到近代史,绕不开李鸿章,谈及李鸿章极具争议的一生、他的功过成败,绕不开盛宣怀。在中国近代史上,两人均以“行做大事”和誉毁参半而留名于史籍。


李鸿章对盛宣怀一直进行悉心栽培和磨砺,交给他创办一系列近代工商业企业的机会,也为他打通官场升迁的途径。在李鸿章的提携下,盛宣怀“行大事”兼“做高官”,十余年间从一个小小的幕僚一路晋升至天津海关道的要职。


这种恩师对门生的关照是全方位的。1875年,盛宣怀独当一面在湖北办煤铁矿。在李鸿章写给他的指导信函中,还附有这么一笔留言:“闻金陵豪将花赌颇盛,而执事亦跌宕其中,毋亦少年积习欤!”——全然一副长辈谆谆教诲之姿:告诫他莫再犯年少荒唐时的老毛病了!


在盛宣怀的事业生涯中,他和张之洞、沈葆桢、刘坤一等一干晚清重臣都保持着密切往来。招商局买下旗昌洋行的船只,就是盛宣怀从沈葆桢那里借来的银子。他也接办了张之洞失败的汉阳铁厂。义和团运动中,他联合几位大吏,导演了一出抗旨的“东南互保”大戏。


张之洞对盛宣怀的干才与见识极为欣赏,从不吝惜溢美之词。汉阳铁厂初建时,他曾有意由盛宣怀出面任经理。在致李鸿章的信中,他也大加赞誉:“方今有才思、有魄力、深通西法商务者,惟津海关盛道为最。”



1886年5月20日,李鸿章麾下的洋务干将盛宣怀(前排左)等九人


1886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时,曾邀盛宣怀南下办洋务。盛则向李鸿章表示,“谁肯以丑恶无益之干求,商诸爱憎无常之大吏”,以示不应张之招而一心追随李鸿章的忠心。


在随侍李鸿章的三十多年里,两人也有摩擦。1870年代,盛宣怀奉李鸿章命到湖北开矿,失败。李鸿章责令盛宣怀自己赔上亏空,前后共计十万串钱。盛对此事耿耿于怀十余年。


1896年,当张之洞、王文韶联合推荐盛宣怀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他回想往年所受之“亏待”,向好友发牢骚,说自己“事合肥(李鸿章)三十年,从不争牌子。合肥亦抑之使不得进。同患难而不能效指臂之力”。


然而,这些小小的龃龉,并不能真正动摇两人间的同盟关系。盛宣怀也说,两人“亲之至”,所以“责之严”。1901年,李鸿章决定同意和俄罗斯签条约,盛宣怀竭力阻挠,甚至以语言冲撞,说李“庇俄”,有如“另有波折”则不能“搪塞”之言。


办洋务实业,是千年未有之事。自始至终,李鸿章都遭遇了顽固守旧派的阻挠、同僚们的妒忌、“清议派”的攻击。身为李氏洋务事业的主持人,盛宣怀则是这些政治对手攻击李鸿章的一个要穴。


两人都勇于任事。在种种非议中,有勇往直前的魄力与决心,以及为达目的有时不惜采用有违儒家正统伦理的手段。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开始失势。此时,盛宣怀开始大发迹,进入中枢机构。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的王文韶对他也赞赏、提携有加。但盛宣怀和身处广东一隅的李鸿章保持着频繁的电报、书信往来,互通消息、联络商议要事。他始终被视作李鸿章集团的核心成员,是李在中央的“眼线”。


1900年,年近八旬、重病缠身的李鸿章再次被清廷召用,北上“全权”处理义和团运动引发的政治危机。停留上海时,他和盛宣怀密谈两日,以“和局定,我必死”那样只有极亲厚的灵魂知己间才能相托告的心腹话。

 

 

铁板模样的“官督商办”

 

1872年12月函咨总理衙门时,李鸿章概括了“官督商办”的准则:“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候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即企业不为政府所有,所有权属于股份企业,“官督商办”后来成为1870年代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的主要模式,轮船招商局、湖北矿务局、开平矿务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都采取了这一方式。


李鸿章首倡的中国近代工业化“官督商办”模式,最初来自盛宣怀的构想。


当时,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们一心想发展中国近代工业企业,却苦于清廷国库不足,因而想调动、吸纳民间资金来实现富强大计。另一方面,在缺乏商业传统和制度保障的社会里,通商口岸的商人们却宁愿把资金投向外国商行。


曾在招商局做过会办的郑观应在他的《救时揭要》中指出:1871年到1872年,上海长江轮船多至十七八只,计其本已在一二百万,“皆华商之资,附洋行而贸易者十居其九。”郑观应说,中国商人其实不愿意“以资附洋”,但外国人似乎比中国官吏更值得信任,“夫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已。”


1872年,“每欲有所陈说”的盛宣怀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如何组建运营轮船公司的《轮船章程》。在这份后来被视作中国一个集商资商办的章程里,盛宣怀试图打通官商之间彼此隔阂、“久不联络”的局面。


盛宣怀认为,中国自办轮运业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国家是否“重商情”,以及如何为商人设身处地打算。他共拟定了六条章程,涉及轮船的组织、管理、经费、船只、如何应对洋商的竞争,以及政府给予怎样的优惠扶植政策。譬如,为了保证能和洋行竞争,政府给予漕运的业务扶植;政府不能随意侵占公司利益,“官场来往搭客、搭货亦照例收取水脚”等等。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企业不为政府所有,所有权归合股组织。这使得调动大量商人资本成为可能。


这份周密、漂亮的《章程》完全不像出自一个初涉商场的年轻小官僚之手。可惜没有得到政府派来的旧式商人、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的认可。朱坚持领官项、设官局,他后来领官款20万串后在上海办“轮船招商公局”,只靠运漕粮为营生。几个月后,“公局”就陷入停滞状态。


在朱的“官办”思路下,招股也很不顺利。到1873年4月,只收到一名商人一万两现款的股金。上海商界两位和官场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物——“红顶”商人胡雪岩和茶商李振玉都婉言拒绝入股。


“官办”失败后,李鸿章又回到盛宣怀最初提出的“商办”思路。这次,他委任了有着丰富经验的买办商人唐廷枢为总办,徐润为会办。唐、徐二人皆任洋行买办达十年之久。凭借他们在华洋商界、轮船航运方面拥有的广泛人脉资源,50万两的股本很顺利地就招齐。


当时,代表商人股东的总办唐、徐二人主管揽载、招股等轮运,代表官方的朱其昂主管漕运。盛宣怀则被李鸿章任命为兼管漕运和揽载事宜,既代表官,又代表商,成为联络、调和官商的关键人物。终其一生,他都在“官”与“商”的两重角色之间徘徊。


虽然未能如愿坐上招商局的头把交椅,之后又奉李鸿章之命到湖北勘矿,盛宣怀在招商局的经营和发展中还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尤以以小吃大、收购美国昌旗轮船公司这一令国人扬眉吐气的一战为重要一笔。



盛家小姐的日常生活


当时,旗昌、太古、怡和三家洋行垄断了中国沿海和长江内河的货运,旗昌是其中历史久、实力强的一家。随着轮船招商局的加入,洋行的垄断被打破。为打压招商局,洋商们一度把水脚(水路运输费用)压至一半。恶战三年下来,几无利润可言,旗昌更是出现了严重的亏损。旗昌新老板上任后,有把旗下轮运业资产出售的念头。


1876年年底,徐润获知消息后亲自跑到湖北武穴,找正在勘矿的盛宣怀商量。盛宣怀认为筹款不难,担心的是吃下以后“船多货少、洋商争衡”的问题。听完徐、唐的解说后,他特地从湖北赶回和有关人员商谈此事。


据其子盛同颐回忆,盛宣怀先找李鸿章商议,并提出筹款方案:由清政府饬令盐商搭购招商局股份792000两,并通饬各藩司、海关道劝谕富商们认股。当时华北持续大旱,饥荒蔓延数省,赈灾是头等大事。李鸿章以“费巨难筹”拒绝了盛宣怀的计划。



沈葆桢


盛宣怀不是一个轻易会让机会溜掉的人。他跑到南京,面见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沈葆桢。沈先拒绝。经过盛一番“此局关系国防大计、江海利源”的陈说,这位极为关心海防的封疆大吏终被说服。最后,沈葆桢同意从他的藩库里筹银50万两,再由他和李鸿章会同奏请朝廷,由江苏、浙江、江西和湖北各省拨款,把共计100万两的官款存入招商局的账户作为贷款。


待到以220万两银子吃下旗昌后,原本只有11艘轮船、资本额仅有75万两的轮船招商局拥有了29艘轮船,成为中国水域上最重要的一家航运公司。这一年冬天,太古、怡和两家外资巨头不得不和招商局签订了第一次“齐价合同”。


凭借官的身份和人脉,盛宣怀为招商局筹集到巨额政府贷款。之后数年,招商局因为背负巨大的债务包袱,又遭遇洋行的削价竞争,经营面临压力。盛宣怀又通过李鸿章,为招商局争取到5年内缓缴官款利息等特殊待遇。


在招商局创办的头十年里,官方予以漕运和贷款方面的扶植,商人们进行精明有效的经营、管理。在官商协力下,历经洋商发动的价格恶战、云南马嘉理事件引发的股东抽资风潮等等艰难,招商局成功实现“分洋商利权”的目的。


随后几年,中国内河航运费用稳步下降。这对整个中国商界、货物流动都是利好。在政府扶植、商本商办的理念下,招商局的创办和经营,实现了商人、国家、社会多方共赢的局面。


到1880年,已有历练的盛宣怀很顺利地办了另一家重要的洋务企业——中国电报局。一年后,待津沪陆线竣工,他奏请改“官本官办”为“官督商办”。理由是“非官为维持,无以创始,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商受其利而官操其心,实为颠扑不破之道。”


盛宣怀始终认为,要使企业长久经营下去,必须要由将盈利视为身家性命的商人来投资,按商业原则经营,政府不得干涉。但创业之初,须有政府的保护和扶植。当时,架电线有破坏风水之说,来自官民的阻力非常大,拔电杆、断电线的事常有发生。打着“官为督理”的旗号,就可以让沿线地方官员一体照料保护。


在“厚利商民”的思想指导下,原本定为为军事服务的电报业很快地发展起来,电报商线纵横数万里,设局百数十处,均属商款商办。


与轮船招商局一样,电报局也要和洋商英国大东公司、丹麦大北公司争夺利权。在李鸿章的支持下,盛宣怀和两家洋商进行交涉、谈判,最后得以拆除两家公司设立在岸上的陆线,而且不准其将海线牵引上岸。


这个机敏练达、雄心勃勃的年轻官员,正迅速成长为中国第一代官僚资本家。

 

 

“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

 

1883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倒账风潮随之而来。徐润等人因为做了大量的投机生意,拖欠下招商局巨款,致使招商局处于濒临倒闭的边缘。


徐润的渎职事件,让李鸿章对商人产生不信任感。他派盛宣怀到招商局进行查处、整顿。这给盛宣怀一个卷土重来的机会。一年前,他因为一起弹劾被迫离开招商局。


徐润恳求盛宣怀“代为陈情,暂准宽展限期”。他拖欠招商局共16.2万余两,本来打算拿着自己名下的产契向亲友处求抵借,设法张罗,以期照数清结。结果,盛宣怀丝毫不给宽限,立马把查核结果交李鸿章,李上奏朝廷,以“假公营私”给予徐革职处分,并用他借款所抵押的股票和房产等财产赔偿。


关于欠款和所抵资产的价格,盛、徐各有一本账,互相指责被对方“占了便宜”。


这并非一起简单的经济纠纷。在整个处理过程中,代表着官方的盛宣怀步步紧逼,杀气腾腾,身为商人的徐润毫无为自己辩护的余地。所以,徐润后来指责盛宣怀“以泰山压卵”,是仗官势使“知者不敢言”的欺压商民者,“其居心尤不可解”,自己是有冤莫伸。


搞垮徐润之后,盛宣怀联合会办马建忠,挤走另一位商人经理唐廷枢;接着抓住了马建中的小辫子,又搞垮了马建中。而后盛拉拢对他最无害的谢家福当上了招商局会办,起用他的亲信沈能虎。


经过一番组织整顿和清洗后,盛宣怀完全控制了招商局。在人事制度上:他用“官督办”取代原本商人经理“商总办”;后来又设“帮办”,但也只是“官督办”的帮手。这位过去坚持“商本商办”和反对政府干涉企业的官员,如今声称“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


1886年,在李鸿章的举荐下,盛宣怀被清廷任命为山东登莱青道兼烟台海关监督。六七年间,他“以官督官”,在烟台芝罘远距离遥控招商局的大小事务。按他立下的规定,局中各会办采取“互相勾稽”的工作方式,财务上任何大小事,都要由他来定夺。这造成管理决策过程混乱,机构官僚习气日重。后来,连李鸿章也认为这样的设置“始而和同,继而疑忌,各存意见”,觉得有另设商办一职的必要。结果被盛宣怀强硬地顶撞过去了。


《剑桥晚清史》批评了盛宣怀这一类的官僚企业家——说盛宣怀是“重官轻商”的。创办工业企业是次要的,主要关心的是要在官场上飞黄腾达,“他喜欢搞官场的权术而不惜牺牲健全合理的商业经营方式。”


之后,盛宣怀所创办、掌控的一系列洋务企业日益庞大,扩大到轮船、电报、纺织、铁路、银行、钢铁行业。为解决资金和经营问题,他常常抽调手中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譬如招商局、电报局两家的资金,去支持他手里那些不那么盈利的企业。


这些“腾挪移拿”,显然常常没和商股股东商量。1890年左右,盛宣怀不顾会办郑观应的反对,把大约30万两银的资金从轮船招商局转给上海机器织布局。1896年,他又命令把另外两笔巨款——轮船招商局的80万两和天津电报局的20万两——转给他新办的中国通商银行。这两笔款项各占当时两家企业资本总额的30%或40%。


根据《徐愚斋自叙年谱》记载,商人股东们对这些不公平待遇非常不满。盛宣怀的老对手徐润指责盛宣怀接手烟台缫丝局之后,“(官方经理)有强权而无公理,何以服人……余明知不合公理,但以卵石之势,无可如何,只可随众而已。”


到19世纪末,商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投资这些官办的洋务企业了。


当时,如果一家官办企业倒闭,政府常常要求企业优先以剩余资产偿还官债,这样留给商股股东的利益就不多了。1893年,烟台缫丝局在经营十多年后倒闭。官方经理们只给了投资者每股10两,而他们原先每股支付了200两。如果第二次认股又每股付出200两,则可得20两。


兼为官方经理和商人股东,盛宣怀深知商人们的不满。他也一直试图在官与商之间做好利益平衡。1893年,他接手焚毁后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在取得李鸿章首肯后,他拒绝了政府关于收回官方贷款265390两的要求。然后,他提出从织布局剩余的资产里以现金方式付给商人股东,同时用后续企业华盛纺织总厂的股票偿还。


他的周旋与努力,部分赢回了商人们对官办企业的信任。随后他为新厂向宁波、上海一带的富商募股,不到两月,百万两资本已筹集到位。想入股华盛的人还是接踵而来。时任台湾巡抚的卲友濂也想认购,盛宣怀告之:“一二万尚可代留,多则无额。”


华盛纺织总厂于1894年开工投产。一开始显得颇有希望,之后多年持续亏损。到1901年,盛宣怀得到清廷的许可,宣布所有华盛的股票一律无效后,就把华盛纺织总厂私有化了。


华盛的资产后来几经转手。到1930年代,机器到了民族资本家、“棉纱大王”荣氏兄弟的手中,成为申新九厂的资产。


日本学者中村义评价盛宣怀在清末政治和官僚资本中所起的作用:“他在那些明显地享受着垄断或者大量官方津贴的企业中无往而不利;而在有竞争的企业中常常地败北。”

 

 

中国官场罕有与其匹敌之人

 

历史学者夏东元曾以“十一个第一”来概括盛宣怀一生的成就: 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民用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创办中国第一家内河小火轮公司;建成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创建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办成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创办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师范班;创办中国勘矿总公司……


当时上海滩有人讥讽盛宣怀,说他是“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意指他独揽轮船、电报、邮政铁路、银行、煤矿、纺织诸国民经济大政,财势、权势倾一时。


1895年,李鸿章因为甲午战败和随后代表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成为慈禧和清政府的替罪羊,黯然离开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


此时的盛宣怀却因创办、主持轮运、电报、矿业、纺织等一系列洋务企业,声名如日中天,成为清廷越来越倚重和各方势力拉拢的对象。接任李鸿章之职的王文韶、恭亲王奕訢、封疆大吏张之洞、刘坤一等人都越发器重他。


1896年4月,湖广总督张之洞约他到湖北商讨铁路和铁厂的事。紧接着,张之洞就向朝廷奏请让他来接办汉阳铁厂之事。之前,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也邀他到江宁商议新政条陈。



南洋公学1896年初创时仅有师范院(上院),尔后又设外院、中院


当时,有人弹劾盛宣怀,指控他的罪名包括“招权纳贿,任意妄为”,“总办电报,害则归公,利则归己,克扣军饷,搜罗股票”,“平日居官,亦多攀援依附”等等。清廷责令直隶总督王文韶进行查证,并让他举荐可替代盛宣怀督办一职的人选。在给朝廷的奏折里,王文韶为盛宣怀一一洗脱“罪名”,然后肯定盛创办、经营电报之劳苦功高,最后给出了“谓盛之外,竟无一人堪以胜任者”的评价。


甲午战争后,清廷最终把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的事提到日程上来。张之洞、王文韶联合保举盛宣怀做督办。1896年10月,盛宣怀遵旨入京,受光绪帝召见,随后被任命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总督办,10日后又授太常寺少卿。同时被授予专折奏事的特权——这意味着他成为可以直接和皇帝对话的人物。


在仅有清廷一千万两拨款的条件下,盛宣怀采用了“先尽官款开办,然后择借洋债,再集华股”的原则:每建好一段铁路就以之作抵押,再借洋款继续造;造好一段再抵押,再借款再建下一段。1906年,历时7年的卢汉铁路全线通车,全程1300公里,共有6条支线和一座铁路大桥(黄河大桥)。


在清末财政困窘、政治乱象频生的最后十余年间,卢汉铁路的修筑完工不失为一个奇迹。


在盛宣怀掌控的一系列近代工业企业中,他倾注心血、乃至投上大部分身家的,是他所打造的汉冶萍钢铁联合公司。


汉阳铁厂创办于1890年,原本是张之洞洋务事业的重中之重。至1896年,铁厂已用去官款五百多万两,仍无起色。心力交瘁的张之洞于是决定把汉阳铁厂交由盛宣怀来“商办”。



汉阳铁厂旧影,创办于1890年,盛宣怀接办后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家真正的钢铁联合企业


操办钢铁煤炭业,是盛宣怀的经年夙愿。接手铁厂后,他认为汉阳铁厂不振的首要问题是煤炭短缺,随后带人在江西、湖南等地反复寻觅煤矿;为解决铁厂的市场销路问题,他运用个人能量,联合张之洞、王文韶等权臣,推动清廷出台“轨归厂造”的民族工业保护政策,即铁厂必须生产铁轨,中国自造的铁路必须敷用汉阳铁厂的铁轨,在重工业基础几近为零的现实中为中国钢铁业的发展谋到了一条生路。


1908年,在盛宣怀奏请下,清政府批准合并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成立汉冶萍公司,同时由官督商办转为完全商办。


盛宣怀接办后的10年里,汉阳铁厂真正做到了从原料、燃料、生产、市场等生产到流通过程的全运作,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家真正的钢铁联合企业。到辛亥革命前夕,该公司员工七千多人,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90%以上。由于汉冶萍公司是清政府惟一的新式钢铁联合企业,盛宣怀控实际上等于控制了清政府的重工业。


自1896年起,盛宣怀奉旨接办了汉阳铁厂、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招商组建中国通商银行,掌握了大清国民经济命脉的钢铁、矿务、银行。他真正成为张之洞所说的“承上注下,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中国官场罕有与其匹敌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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