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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观] 俄罗斯研究R·萨科瓦:世界秩序:俄罗斯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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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7 12: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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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2期

作者:R·萨科瓦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在西方价值观的主导下,大西洋共同体通过北约和欧盟东扩至俄罗斯边境,俄罗斯被边缘化。俄罗斯自身面临的这一战略困境,塑造了它的新修正主义世界秩序观,即,挑战大西洋权力体系的实际操作而非内在原则,促进西方接受一个多极、多元的世界秩序。迄今为止,虽然新修正主义日益抬头,但俄罗斯还是一个保守的、维持现状的国家。俄罗斯目前把自己定义为“非西方成员”,但如果能够克服冷和平时期的战略限制,俄罗斯还是有可能重归“西方”。

【关键词】俄罗斯的世界秩序观 大国关系 修正主义国家

【中图分类号】D8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6) 02-0047(15)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认为,国际秩序的活力在于合法性与权力的动态平衡。但是,“当平衡被打破,限制消失,国际社会出现了代价高昂的声索和难以和解的竞争对手时,混乱就会随之而来,直至一个新的秩序建立起来为止”。他指出,凡尔赛体系过于看重合法性层面,更倾向于诉诸共享原则,而忽略了权力因素,所以使得德国修正主义铤而走险。正如很多俄罗斯评论家所言,这也正好描述了当前欧洲和全球的失序状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度面临新一轮冲突的威胁,而这一轮冲突的根源,在于冷战后没有能建立起一种正义、公平、平等的和平。从1989年到2014年,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冷和平”,无疑是被浪费的25年。因为在这25年间,事关欧洲安全和全球秩序的根本性问题,一个都没有得到解决。2014年的乌克兰问题,是危机的征兆,而非原因。欧洲和世界进入了一些人所说的“新冷战”之中,部分原因是,在“冷和平”年间,由于制度和思维惯性,未能建立起一个新的结构,也未能提出新的思想。在实践层面,这并不是一场新冷战,因为造成当前俄罗斯和大西洋共同体之间冲突的逻辑与冷战不同。

1989-2014:冷和平

俄罗斯的叙事(narrative)认为,在冷战结束后,自己的国家再次被冷酷地遗弃。事实一次又一次证明,俄罗斯难以被征服,但如今,俄罗斯还难以被消化和融合。到了2014年,已经很明了,尽管做出了艰难的努力,俄罗斯仍然无法融入现有的欧洲—大西洋安全结构体系之中。在结构层面上,俄罗斯过于庞大和独立,过于骄傲与强大,难以成为“大西方”(an expanded ‘West’)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考量和大国心态,意味着在身份认同上,俄罗斯无法被归入到西方之列。同时俄罗斯内部的政治和民族—区域建构,也加剧了外部的脆弱性。俄罗斯联邦与13个陆上邻国接壤,出海口很少,再加上150个土生土长的民族,作为这样一个政治实体,俄罗斯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异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

从18世纪沙皇俄国,到1917-1991年间的苏联,乃至到后苏联时代,在俄罗斯统治精英中,保持着一种独特的文化连续性。这三种政治制度,彼此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但共同之处是,都将俄罗斯视为一个大国,认为俄罗斯是管理欧洲和全球事务的一个关键成分。苏联和后苏联时代精英的高度连续性,令这种看法越发固化。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在俄罗斯被视为嵌入欧洲—大西洋体系最深的时候,叶利钦(Boris Yeltsin)领导的这个独立的国家,所寻求的依旧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普京总统上台初期,曾致力于找到一条既融入西方、又保持独立的道路。但是由于2003年西方入侵伊拉克等一系列因素,到2005年左右,普京的这一努力破产了。自那以后,普京的政策就被认为是不稳定且主观至上的,但实际上,普京的政策根植于两点:对国际地位的追求和对国内秩序的关照。

当前俄罗斯对于国际秩序的看法,受一个问题的影响:冷战结束了,但没有被超越,很多纠结还在。爱德华·卡尔(E. H. Carr)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是“危机的20年”,这20年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铺平了道路。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加上凡尔赛和约中的惩罚条款,激起了修正主义德国的报复。今天的俄罗斯不是另一个魏玛德国,更不是纳粹德国。但当前的欧洲格局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有高度的相似性。最重要的是,上一次冲突的结束,决定了下一次冲突的形成。俄罗斯评论家认为,拿破仑战争以后,法国在维也纳会议中被其他国家礼貌对待,并被接纳入国际社会之中,从而才能建立起一个长达100年的和平秩序。而德国,在一次大战后,被羞辱、孤立,因此仅仅20年,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合法性和权力的平衡就此被打破。

1991年以后,西方没有给俄罗斯施加惩罚性和平,相反,也有过真正的努力让俄罗斯进入自由民主的政治共同体,以及大西洋安全体系。但问题在于,是何种一体化模式。叶利钦和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有不同的侧重,但共同之处是,在任何共同体中,都一贯坚持俄罗斯的平等主权。这意味着,俄罗斯一旦加入任何一个共同体,该共同体需要给予俄罗斯的不仅是成员国的身份象征,而且是平等的身份地位。实际情况是,俄罗斯曾被邀请加入到一个现有的共同体中,但是要求俄罗斯改变自己,使其接受在一个陌生的权力体系内扮演一个次要角色。在西方坚持大西洋权力体系的延续性,与俄罗斯要求该权力体系的根本变革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紧张关系。在这种紧张关系中,维持了25年的冷和平。但2014年爆发了冲突,开始了新一轮的角力。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很大程度上受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思想的启发,采取了大规模的改革方案。改革逐步变得激进,在1989年取消了共产主义制度。戈尔巴乔夫不仅尝试过克服大西洋共同体和苏联之间的冲突,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试图超越大国冲突的逻辑,目的是使冷战以各方共同胜利的方式终结;不仅是大国,还有身陷其中的所有国家。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7月6日在欧洲议会(Council of Europe,CoE)的演讲中,提出建立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共同欧洲家园(Common European Home),这一泛欧洲共同体的抱负以“泛欧洲”(Greater Europe)的形式延续至今。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12月7日在联合国的演讲中公开声称,冷战结束了。1989年的骚乱事件是这一根本性政策转变的结果。东欧共产主义政权接二连三地崩溃,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两德的命运,是1989年12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H. W. Bush)和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海域会晤的主题。随之而来的争议是,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是部分还是完全加入北大西洋条约组织。

改革的思想前提是,如果能克服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和安全冲突,那么自1917年开始的共产党政权引起的国内政治斗争,也能被克服。冷战的终结伴随着共产主义政权的瓦解,这不仅发生在苏联集团国家,也发生在苏联本身。两个进程同步进行:共产党政权的倒台与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是前者的掘墓人,但他尽其所能防止后者的发生。这两件事有内在联系,但并不等同。从时间上看,苏联正式解体是在1991年12月25日,此时冷战结束已经两年。苏联的解体肯定与共产主义政权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消亡有关。但苏联解体是一系列因素,特别是苏联国内问题导致的。尽管有俄罗斯学者提出,苏联解体背后有阴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人暗箭所伤的模式很类似,但苏共政权消亡和苏联国家解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内因素导致的,这毋庸置疑。

苏联的解体似乎仅仅证实了西方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冷战,因此西方可以随意把世界秩序按照自己的模式重新加以构建。苏联的消亡、俄罗斯的脆弱,使得构建一个真正超越胜败的政治平台大受影响,却为那些“冷战延续者”们(指热衷于延续冷战,最终目的在于扩大大西洋共同体的人)提供了足够的操作空间。换句话说,这种意图与戈尔巴乔夫尝试建立共同超越冷战的努力背道而驰,是一方宣称胜利、而另一方无论如何都被定为失败者(即便是没有被击败)的非对称结构。目前,俄罗斯对于世界秩序的看法,与其对冷战终结方式的不满有关,即只有一方可以宣称“胜利”,并将“失败”的帽子扣在另一方身上。冷战的非对称性终结,随之而来的是冷和平。

冷战结束初期,曾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持中间立场的承诺,即欧洲政治与安全架构接纳俄罗斯,俄罗斯也承诺愿意被纳入。在此基础上,才有了1990年11月21日的《新欧洲巴黎宪章》(the Charter of Paris for a New Europe)。在包括所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CSCE))框架下,通过了该宪章。这部宪章强调“一个民主、和平、团结的新时代”的到来,宣称“欧洲不再受过往的羁绊”。冷和平是这种“超越、适应、延续”复杂过程的产物。就俄罗斯而言,这是一种非对称性的和平框架,俄罗斯为摆脱冷战所做的努力,没有在制度安排上得到认可。众多的理念,如建立欧洲安全议会等新机构,在平等的基础上管控潜在冲突等,都未能落实;相反,西方机构不断扩大,占领空间。

这个阶段的很多妄想和错误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一个政治上的妄想是,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在此语境下的妄想是真诚的,然而却是一种虚构的叙述。毕竟,共产主义制度的终结,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苏联的解体,这些都是事实。西方自认在冷战中获胜的心态由此而生。这种胜利者心态,对于与俄罗斯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带来长期的有害影响。在俄罗斯方面,马耳他会议是为了超越冷战的逻辑,不去标记权力转移等问题。对西方来说,马耳他会议和冷战的结束,承担着终结雅尔塔以来的大国权力政治的诉求;对俄罗斯而言,马耳他会议的基础是承认雅尔塔体系的成果,最重要的是承认苏联的大国地位和联合国创始国的身份,特别是其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在与苏联的斗争中,西方的思想和机制确实胜利了,但是在俄罗斯看来,这是共同的胜利,是共同反对腐朽的共产主义制度的胜利。因此对俄罗斯而言,马耳他会议是对于雅尔塔的超越,而非否定。俄罗斯人认为,西方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共产主义体系的自我瓦解,来毁灭苏联。

实际上,美国领导人曾尽一切努力来避免苏联的解体(除了波罗的海国家),其最大的担心是大量核武器的命运。俄罗斯积怨已久,但这些怨恨都起源于西方自认为“胜过”苏联这个根本问题。西方认为,这种胜利具有普遍意义,而且不能被与苏联继任者俄罗斯联邦之间的和解所稀释。同样,俄罗斯的自信也根深蒂固:认为俄罗斯本质上是一个大国,这个国家不仅应当受到尊重,在管理欧洲和全球事务上受到平等对待,而且还应当享有作为欧亚大陆上最强大国家的特权。这些难以相融的“迷思”(myth),给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的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后果。简言之,双方的分歧可以归纳为:西方认为自己的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在很多方面是得胜的;而俄罗斯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益主张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主义。

战略僵局

俄罗斯对冷战后世界格局的看法是,它某种程度上陷入了战略僵局。显然,西方理念和制度的胜利,即便是在欧洲大陆上也非历史的终结,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被认为具有普世性的意义。俄罗斯的唯一选项似乎就是要去适应这些理念和制度,否则就会被孤立和驱逐。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主流的战略选择是适应自由民主理念和制度,但并非没有异议,特别是来自叶甫根尼·普里马科夫(Evgeny Primakov,1996年1月到1998年9月任俄外交部长,1998年9月到1999年5月任俄政府总理)的异议。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退却,放弃了其数个世纪以来所坚持的大国地位。任何对权利的诉求,更不要说后来被称为“特权”利益区,都会被邻国谴责为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复苏。普京的上台终结了“退却”政策,尽管在他任内的最初几年,也曾尝试着协商一些新的条款来维持这种适应性战略。但对普京而言,俄罗斯可以作为“普遍胜利”的一部分,然而必须是这个扩大的共同体中平等的主权国家。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不是外部世界能随意赋予或取消的,而是俄罗斯民族性格和命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大西洋共同体也曾想将俄罗斯纳入其中,将俄罗斯拒之门外并不是既定战略。问题是结构性的——双方对于后冷战时期世界秩序的认知,以及俄罗斯在其中地位的理解,不能兼容。

这种对立的根源在于对冷战终结方式的看法不同。尽管戈尔巴乔夫打破了冷战的结构,但他还致力于把苏联建设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他而言,超越冷战并不意味着苏联将自动地复制西方的政治体制。相反,在他和他的继任者看来,在国际事务中,俄罗斯应该拥有合作的精神,但同时更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直至今天,这种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多元主义还在塑造着俄罗斯的外交。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普里马科夫就已经呼吁多极化,主张不能无条件地去适应西方的制度。最终,俄罗斯是一个独立的、孤立的国家,但显然希望以自由民主的形象进入国际社会。俄罗斯曾把民主当作理想来拥抱,并认为这是俄罗斯自身的民主,而非舶来品。然而,俄罗斯接受了很多民主支援。但很快,在俄罗斯,民主冲动和大国雄心之间的矛盾就暴露出来了,并逐渐成为普京政权的主要特征。

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不能是一个大国和民主国家,然而这需要国际环境的转变。戴高乐治下的法国虽然是大西洋共同体的创建者之一,在失去帝国地位之后,也遇到过适应性问题。对俄罗斯而言,这种挑战更加巨大,因为在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还包含着对俄罗斯的欧洲身份认同的质疑。另一方面,大西洋共同体由于受到冷战胜利的鼓舞,在面对新的恐怖主义和全球暴乱的挑战时,自身并不想做出任何根本性的改变,更不用说自我解散了。俄罗斯对世界秩序的批评,被西方指责为是典型的苏联式的在大西洋两岸之间插楔子。中东欧国家视大西洋共同体为安全和发展屏障而加入其中,加剧了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和俄罗斯呼吁的战略多元主义不同,大西洋一元主义声势日上。在今天的欧洲,欧盟是主导性的政治机制,北约是首要的安全机构,大西洋共同体的价值观是主流的意识形态。

还不清楚俄罗斯将以何种方式适应这种一元体系。由于未能找到一种包容性的适应模式,双方陷入了战略僵局。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副所长维克多·克列姆纽克(Viktor Kremenyuk)认为,这段时期的一个根本性错误在于 : 未能把马耳他会谈的内容以和平条约的形式来加以定型。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此前已经协商好的关于北约扩大的问题,由于没能将这些协商的内容形成正式的文件,才有了此后无休止的争论。克列姆纽克指出,只要有大国存在,就会有对势力范围的竞争。但后冷战时期,在美俄之间未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平衡。在实践中,冷战时期形成的西方机制与理念,直到现在还被西方认为拥有独有的优势。冷战的非对称性终结,使西方的机制和理念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把俄罗斯及其对新世界秩序的诉求放在一边。这些诉求,戈尔巴乔夫曾清晰地呼吁过,但最终由于俄罗斯急于想加入西方社会而失去了。换句话说,也就是俄罗斯的民主化革命,遮盖了苏联后期呼吁的在新基础上重建世界秩序的诉求。经历了90年代“转型”之痛的俄罗斯,到普京时期又重提当初戈尔巴乔夫的诉求,但此时的俄罗斯与欧洲,都已今非昔比了。

俄罗斯的世界秩序观

冷战后俄罗斯自身的战略困境塑造了它的世界秩序观。大西洋共同体通过北约和欧盟纷纷东扩至俄罗斯边境,伴随其中的还有其价值观。大西洋价值观自认为具有普遍性,因此作为反对力量的俄罗斯,客观上会被边缘化。当然双方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缓解这一矛盾,如北约—俄罗斯理事会(NATO-Russia Council)的建立就是其中一例。“新大西洋主义”理念(new Atlanticism)的兴起,反映了后冷战时期被更加深化的一元主义价值观。安全一体化、日益紧密的文化和经济联系,以及对于某种“文明”标准的认同,削弱了欧洲政治的多元主义。

相反,俄罗斯追求的是拿破仑战争后的国际关系体系。正如2015年第12届瓦尔代俱乐部(Valdai Club)的一份专门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维也纳会议持续数月……在于寻求促进欧洲大陆发展的新秩序。各国元首和外交官寻求建立一个能够管控大国冲突、避免正面碰撞并将破坏控制到最小的国际关系体系”。其目的在于,在体系内通过建立一套冲突解决机制来保护国家主权,抵抗外来侵略。相反的情况是,部分国家的利益被忽略,国际关系进入“霍布斯时刻”(Hobbesian moment):即,“国际关系基于意识形态,而非现实考量,结果是走上暴力不断升级的僵局。外交政策不再奏效,战争如期而至”。这是一份比较能反映俄罗斯对当代世界秩序看法的文件。

俄罗斯还面临来自美国的反对。美国一方面是1989年“全球化”胜利之后自由贸易秩序和自由国际主义机制基石的奠基者,另一方面,它又是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权力体系和军工复合体的中心。两者之间的紧张态势逐步升级,在俄罗斯看来,是由于无休止的“双重标准”,是美国自己破坏了自由制度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俄罗斯方面认为,无情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破坏了经济全球化和自由主义的普遍价值观。在合法性与权力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通常被认为是美国孤立俄罗斯、迫使俄罗斯永久处于次要地位的象征性人物。对于乌克兰,布热津斯基主张采用冷酷的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的策略,让乌克兰成为东欧的桥头堡,服务于欧洲大西洋主义者的战略利益。

俄罗斯的战略家们,如谢尔盖·格拉济耶夫(Sergei Glazyev)等人认为,2013年的乌克兰危机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实现以下的目标:(1)完成2004年橙色政府的“未竟事业”。(2)使日益紧张的欧洲人团结到美国霸权之下(“领导权”)。(3)报复、惩罚俄罗斯。在2013年年中的叙利亚化武危机中,俄罗斯让美国相形见绌;在同年发生的斯诺登事件中,俄罗斯为其提供庇护;还有,总体上,俄罗斯拒绝在美国面前俯首称臣。当格拉济耶夫宣称 “美国通过引发国际冲突来捍卫其地缘政治、金融和经济权力”,并建议成立以俄罗斯为首的“全球反战联盟”的时候,他的观点反映了莫斯科的信条。确实,在俄罗斯已经形成一种共识,认为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是在挑战俄罗斯。俄罗斯加入到了关于美国兴衰的诸多讨论之中,对此问题有不同观点,核心是如何看待美国所宣称的世界领导者地位。如今的新兴国家,正在动摇着美国的地位。

这一批判性立场,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俄罗斯挑战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但声称只是反对霸权,而不否认自由主义原则。相反,俄罗斯是“新修正主义”(neo-revisionist)国家。俄罗斯并不挑战国际法和国际治理体系,它也从中获益良多,但俄罗斯反对“霸权”国家在现实操作中滥用这些规则。在俄罗斯看来,真正的修正主义者是西方,而非俄罗斯。同样,俄罗斯批评的也不是国际法和国际治理的原则,而是这些原则的实际操作。比如在其与欧盟的关系中,俄罗斯的新修正主义立场认为,俄罗斯不能仅仅是欧盟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成为欧洲命运的共同缔造者。这种斗争不仅是在规则层面,也是在竞争谁能使自己的理念变成欧洲的普遍价值。

俄罗斯的新修正主义试图限制道德普遍主义(moral universalism)的应用,认为这往往是专断和具有惩罚性的。俄罗斯新修正主义主张,全球治理的工具,能真正反映全球的关切。在欧洲的碰撞,仅仅是多元主义在全球层面所遇到的挑战的一部分。西方的制裁加快了俄罗斯削弱美元、另辟蹊径的步伐,例如,用黄金而非美元来定价石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要从全球经济一体化中脱离出来。中国的帮助缓解了俄罗斯的压力,金砖国家开始建立区别于西方主导的替代性国际机制。替代性机制的出现,不是另一个一元主义。正如瓦尔代报告指出的那样,“大西洋共同体是因统一的价值观而联合在一起。非西方国家则因强调多元的重要性而走到了一起,并坚持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现代国家和社会’贴上统一的标签;这是与多极世界的现实状况更为契合的理念。”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美国大部分的政策设计,是通过保持高水平的驻军以及北约东扩,来“保持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权力平衡”。但这个理论同时也认为,“美国注定会为了维持单极世界,来阻碍历史的发展”。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数量已经从2000年的100万人大幅下降,因为这些力量被部署去参加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奥巴马总统竞选成功后,美国在欧洲军力的减少还因为,其认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因此进行了战略转移。西方大国在冷战后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度量和智慧,相反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傲慢与偏见使其固执于对新国际秩序的一元主义解说。俄罗斯面临着接受还是反抗这种一元主义的抉择。最后,天平倾向了“反抗”。但是这一选择在俄罗斯看来,并非最理想的,因为“接受西方的某些原则”得到的回报更加实惠。这就是俄罗斯新修正主义的基础——挑战大西洋权力体系的实际操作,而非内在原则,促使西方接受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多极与多元的世界秩序。

俄罗斯的新修正主义并没有挑战自由国际主义的根基,但是它对外交平等和自尊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令其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秩序相冲撞。美国的二元论(dualism,非黑即白),使其既追求大国的地缘政治目标最大化(19世纪的模式),同时又声称要服务于公平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即所谓的21世纪的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俄罗斯来说,这是双重标准、假冒和伪善。因此俄罗斯受到批评时,就会反驳说,“看看你自己”(你算什么)。但是这没有切中要害,因为霸权国家在诉诸它们的全球目标时,通常会穿上文明的外衣,并且有选择地使用国际法向对手施压。与此同时,俄罗斯呼吁一个更加多元的国际秩序,但在其国内却是一元主义的天下,这二者之间张力也很明显。

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开始适应和利用它所批评的这个体系的特征,特别表现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的介入似乎放弃了它一直拥护的那些原则,特别是联合国规定的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迄今为止,虽然新修正主义因素日益抬头,但俄罗斯还是一个保守的、维持现状的国家。2008年的俄格战争残酷地反映出,根植于欧洲国际事务中的,不是经典的大国政治协调,而是冷战的零和逻辑。普京执政之初,强调优先发展经济,外交政策应当服务于国内现代化的目标。然而目前俄罗斯的行为,似乎回到了地缘政治决定国家政策的道路。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如果我们假设俄罗斯对乌克兰危机的介入,是因为它试图要突破战略僵局(俄罗斯自感深陷其中),如果这种解释站得住脚的话,那么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动作仅仅是修正主义的行动,而非修正主义的战略。它的目的是冲破困顿,而非改变后冷战秩序的根基。但是,要想克服战略孤立,唯一方法是挑战这个体系。因此,俄罗斯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包含了修正主义的因素,但俄罗斯仍是一个有着长期保守传统和谨慎外交政策的国家。但(美国)对战略独立性(strategic independence)的追求,也有可能使俄罗斯从一个相对而言是防御性、保守型的新修正主义国家,变成真正的修正主义国家。

结 语

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在2014年,冷和平的僵局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新冷战”,而是一个新的阶段,在长久的冷和平僵局中,俄罗斯在此时开始寻求战略突破。在俄罗斯看来,这个过程中自己有很多志同道合者。自苏联解体后,“新世界秩序”理念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以西方为中心的、旧式的全球化模式正在褪色,一系列新的地区集团开始为创建更加多元的世界体系发挥影响力。俄罗斯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事实:在新时期制裁与反制裁将成为常态。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和新的“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都不可能发生,因为诸多的行为体在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影响力。新的体系将会是一个“竞争与相互依存的综合体”。传统的“大西方”(broader West)(美国及其盟友),将会被由俄罗斯和中国领导的“泛欧亚”(greater Eurasia)来平衡,其他国家可以有选择地加入一方或是双方都加入。其中任何一方都不会有太过深入的一体化,而是每一方主要成员在大方向上保持一致,同时又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及经济潜力,来吸引其他成员,但不会达成集团内部的排他性规定。尽管俄罗斯目前把自己列为“非西方”的行列,但是如果能够克服冷和平时期的战略限制,也不排除俄罗斯会成为“西方”的一个部分这个选项。结构现实主义可以影响偏好,但不能决定选择。

(刘 畅 译 肖辉忠 校)

(责任编辑 常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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