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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惊异] 再见,比尔爷爷,你的时尚街拍永远让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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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26 18: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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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坎宁汉(Bill Cunningham)把时尚摄影变成了他自己独有的纽约街头文化人类学分支,通过不断地观察并拍摄人们的衣着——不管时髦华丽还是简单朴素,他为《纽约时报》记录下了这个时代千变万化的社会景象。本周六,坎宁汉于曼哈顿逝世,享年 87 岁。
《纽约时报》确认了他的离世消息。此前,他在中风之后一直住院治疗。
坎宁汉是纽约城中非常独特的存在,2009 年,他甚至被指定为当地的活地标。他总是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市中心,然后在这里完成大部分现场工作,他的外表很容易辨认:瘦削的身上穿着蓝色法式工人夹克、卡奇色裤子和黑色运动鞋(他自己这身行头可是毫无时尚感可言),脖子上挂着一台 35 毫米相机,永远在等待出现在街角的下一个标志性时尚形象。


任何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腰包、铂金包、条纹衬衫、荧光短裤……
在为《纽约时报》工作的近 40 年时间里,坎宁汉用相机记录了人们不断变化的穿衣习惯,展现出了从拘谨正式到更加流行、更加个性化的巨大转变。
在曼哈顿东区的皮埃尔酒店,坎宁汉会把相机对准身着花呢外套的洛克菲勒或范德比尔特家族成员等纽约贵族。在市中心的码头上,他会为短发造型的时尚达人按下快门。到了哈莱姆区(Harlem,纽约黑人住宅区,译注),他会跳下自行车去拍摄穿着低腰牛仔裤的嘻哈乐迷——30 多年以来他一直骑自行车到处跑,坏了或是丢了就再换一辆。
不断的拍摄让他自己也成了名人。
2008 年,坎宁汉在巴黎接受了法国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勋章。在纽约,波道夫·古德曼(Bergdorf Goodman)对他倍加推崇,还把真人大小的坎宁汉模型放置在了橱窗中。
2009 年,纽约地标保护协会(New York Landmarks Conservancy)把坎宁汉指定为活着的地标,同一年,《纽约客》杂志在街头及晚间时段专栏的一篇文章里,把他说成是纽约的非官方年鉴:“(他是)一份丰富的、有时会因为过时而让人感到有些尴尬的、关于我们外表的编年史。”
2010 年,一部名为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Bill Cunningham New York)的记录片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首映,受到热烈好评
然而不管谁问起这件事,坎宁汉都会抱怨这种宣传完全是给他找麻烦,因为总会有陌生人因此而接近他、打搅他。
他是要寻找目标,而不是成为目标。他想要观察别人,而不是被别人观察。禁欲主义生活是他特有的标志。
他不去电影院,也没有电视机。差不多每天早上,他都在西 55 街的舞台明星熟食店(Stage Star Deli)吃早餐,直到最近,在那里买一杯咖啡加上一份香肠、鸡蛋和奶酪还只需要花不到 3 美元。2010 年以前,他都住在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上面的一个工作室里,里面摆着一排排的文件柜——他所有的底片都存放在这里。他睡在一张简易单人床上,洗澡要去公共浴室,当别人问他,为什么多年以来总是拒绝像《Details》(1982 年,他曾在这份杂志上帮助安妮·弗兰德斯一举成名)之类的杂志发来的稿费时,他回答说:“钱是最便宜的东西,自由才是最珍贵的。”
尽管有时每周甚至要拍摄 20 场以上晚会活动,他却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次晚宴中坐下来吃一次饭,如果有人走过来问他是不是至少需要喝杯水,他也总是挥手示意他们离开。
他要做的,就是站在一边拍摄诸如安妮特·德拉伦塔(Annette de la Renta)和梅塞德斯·贝斯(Mercedes Bass)等名流身着珠绣礼服和花呢套装的样子。安娜·温图尔(美国《Vogue》主编、“时尚女魔头”,译注)在纪录片里谈起坎宁汉时说:“我说过很多次了,‘我们盛装打扮,其实都是为了比尔’。”
对于那些体系完备的内部人士来说,坎宁汉多年不变的局外人身份,其实正是他一直以来独特而又格外适合《纽约时报》的原因之一。
《纽约时报》发行人兼董事长亚瑟·奥兹·小苏兹贝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说道:“坎宁汉在富有而强大的时尚界备受欢迎,但他却是我认识的人里最为友善、最为温和亲切的人。我们失去了一个传奇,而我个人则因为失去了一个朋友而感到非常难过。”
《纽约时报》执行编辑迪恩·巴奎特(Dean Baquet)则表示:“他是一位极有道德的记者,而且他对时尚有着惊人的开放心态。看了比尔·坎宁汉的街拍,就等于看到了全部的纽约。你可以看到年轻人、褐色皮肤的人、在时尚方面花大价钱的人,以及那些高视阔步、懂得如何用自己的衣物穿出造型的人。”
《纽约时报》摄影总监米切尔·马克娜莉(Michele McNally)说;“比尔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他的贡献与热情无以伦比,他的温和谦逊打动人心。尽管他的才能人尽皆知,但他却更喜欢默默无闻,这对于一个超级明星来说很难。我每天都会怀念他的。”
坎宁汉还特别喜欢古怪的人,他像收集珍贵的贝壳一样为他们拍摄。
比尔·坎宁汉的缪斯之一——安娜·皮亚姬(Anna Piaggi),摄于 1984 年。图片版权:Bill Cunningham
其中一人名叫沙伊尔·乌帕德亚(Shail Upadhya),他作为尼泊尔外交官的本职可能不会有多少人记得,但他对波尔卡圆点、Pucci 印花以及其它各种各样古怪东西的偏爱却十分有名,在退休之后,他还穿上了自己设计的印花图案外套。

还有佛罗里达棕榈滩的社会名流艾瑞斯·阿普菲尔(Iris Apfel),她被坎宁汉拍下戴着闪亮的茶碟型墨镜和粗大的人造珠宝的街拍照片之后,成为了阿尔伯特·梅索斯(Albert Maysles)最新录片的主人公。

“在谁都不认识我的时候,比尔拍到了我,” 阿普菲尔说,“所以我在 94 岁时当上了封面女郎,我后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他。”
坎宁汉白天最经常去蹲点的地方是纽约第五大道和 57 街,在那里,他几乎成了 Tiffany 公司(Tiffany & Company)的一景。他会一直保持抓拍的状态,当他看到时尚的事物时,就会以羚羊的速度跑到最合适的角度上,把被摄对象拍下来。
大都会现代艺术馆服装学院(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s Costume Institute)执行馆长哈罗德·柯达(Harold Koda)说:“当他看到自己喜欢的运动鞋、或者有哪条裙子抓住了他的目光时,所有人都知道,该让他自己一个人去拍照了。”
《Paper》杂志编辑、坎宁汉的朋友金·哈斯特雷特(Kim Hastreiter)说:“因为如果你站在他想拍的人和他中间的话,他会爬到你身上把这张照片拍下来。那个时候的他就好像一名战地摄影师,只是他拍的东西是衣服。”
坎宁汉曾说:“我拍照的时候,寻找的是穿戴着一个什么东西的个人形象——有时候甚至找的是一个人怎么打伞、怎么拿折起来的外套的样子。在聚会上,摄影师最好让自己几乎变成隐形人,以便抓拍到他们忘记相机存在时的样子——比如他们讲话时的激动神态、他们手的动作。我对捕捉带有动感和灵魂的时刻很感兴趣。”
小威廉·约翰·坎宁汉(William John Cunningham Jr.)1929 年 3 月 13 日生于波士顿,他在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家庭中的四个孩子里排行老二。
上中学时,他用从一元店里买来的一些材料做了一顶帽子,后来他把这顶帽子给了他妈妈,让她戴着去看 1939 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坎宁汉后来说:“她从来没戴过那顶帽子,我家人全都觉得我有点儿傻。”
1954 年,年轻的坎宁汉正在做帽子。当女士们的穿着不再那么正式之后,他关掉了自己的店子。图片版权:Anthony Mack
十几岁时,坎宁汉在邦维特·特勒百货公司(Bonwit Teller)得到了一个兼职机会,后来他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但在上了两个月之后便辍学了。他说:“他们觉得我是个文盲。我(读书)是没什么希望,但我很适合做视觉艺术。”
他在波士顿没什么事做,父母又逼他给自己找一个方向,所以他搬到了纽约,在那里和叔叔汤姆·哈灵顿(Tom Harrington)共住在一间屋子里。汤姆叔叔当时是一家广告公司的控股股东。
坎宁汉说:“我的家人觉得他们可以劝说我进入广告行业,而我和叔叔住在一起,做到这件事情就会很容易。但其实这样并没有用,我一直对时尚很感兴趣。”
所以当哈灵顿向这个侄子发出最后通牒,说“别再做帽子了,否则就离开我的公寓”时,坎宁汉选择了后者。他搬到了纽约东 52 街的一所一楼的公寓里,那里还是他的展示间,里面会放着他做的狐狸毛边浅顶软呢帽和印着斑马图案的无边女帽。
为了赚外快,坎宁汉开始在《女装日报》(Women’s Wear Daily)担任专栏自由撰稿人,后来在 1960 年代,就安德烈·库雷热(André Courrèges)和伊夫·圣劳伦(Yves Saint Laurent)谁是更好的设计师一事,他和《女装日报》的出版人约翰·费尔查尔德(John Fairchild)结下了梁子,所以他把撰稿的工作暂停了一段时间。
坎宁汉后来回忆道:“约翰毙了我的稿子,他说:‘不不不,圣劳伦更棒一些。’这就是我对这事儿的理解。当他们不按照我的想法发表写库雷热的稿子之后,我就离开了。”
那时女性主义正甚嚣尘上,喇叭裤配带褶边的上衣正在取代粉色套装和小圆帽。坎宁汉明白,他作为女帽裁缝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大约在 1967 年,他得到自己的第一台照相机,并用它拍下了《爱恋之夏》(Summer of Love)系列照片。这时他意识到,拍照应该到外面的街上去拍。于是他开始接《每日新闻报》(The Daily News)和《芝加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ne)的拍摄任务,而且在 1970 年代末成为了《纽约时报》的固定投稿人。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他数次拒绝了与他联系的编辑请他来《纽约时报》担任正式员工的请求。
他说:“一旦人们成了你的老板,他们就能对你发号施令。所以不要让他们有对你发号施令的机会。”但当 1994 年,坎宁汉在骑车时被卡车撞了,事情才发生了变化。在解释他为什么最终接受了《纽约时报》的职位时,他说:“就是为了能有医疗保险。”
偶尔坎宁汉也会给人机会以某种形式夸赞他一番。比如在 1993 年,他受到了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Council of Fashion Designers of America)的表彰,并骑着自行车上台领奖。但那样的情况基本上和他的性格不相符。
后来,柯达联系到了他,看他是否有兴趣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办一次他的作品回顾展。坎宁汉拒绝了他。
柯达回忆道:“他对我说:‘我有一份我热爱的工作。’他觉得办展览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他做的是他热爱的事情,他喜欢的就是记录这个转瞬即逝的世界。”
所以坎宁汉不怎么愿意拍他自己的纪录片也就不奇怪了。据拍他的纪录片的导演里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ess)说,坎宁汉同意接受采访,但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他都在取消或者推迟采访录像的时间。坎宁汉说,他到死都不会看那部纪录片。
普莱斯说:“我们曾尝试过让他去参加首映礼,但他说:‘你们这帮小子拍了部片子啊。我太忙了。’他去了我们首映式之夜的聚会,还拍了照片。他把电影节的评委们放到了他的专栏里,但他甚至都没有说明为什么他们会去那次聚会,也没有说他们在庆祝什么。”
坎宁汉也一直在抵制明星穿着盛装拍照片的潮流。他见到过女演员们穿着鱼尾服、在金球奖和奥斯卡奖等典礼上对着一大群摄影师搔首弄姿。她们很自信,看起来也很漂亮,但坎宁汉就是对于拍她们这件事毫无热情。
不只是因为他怀恋旧时光——以前,像劳伦·白考尔(Lauren Bacall)和布鲁克·艾斯特(Brooke Astor)等著名女性其实都是自己挑选穿什么。那样的时代可能对坎宁汉有着某种特殊的吸引力,但就算是他七八十岁时,也还是能找到很多他喜欢拍的对象。
其中一位就是路易丝·多克特(Louise Doktor),她是纽约一家股份公司的行政助理,有一件带着四条袖子的外套,和一个用足球做成的手包。另一位是安德烈·J,他是一个大胡子男人,懂得欣赏受 1970 年代启发而设计的露肩女装。柯达说:“他会让一些人重复地出现在他的专栏里,其中大多数人都不出名。他们是他感兴趣的上班族。他要的是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个人风格。”
Louise Doktor
坎宁汉在 2002 年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里如是写道:“今天的时尚和以前一样有活力、一样有趣。当那些正经的人说他们被街上看到的东西吓到时,我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这就是时尚,它原原本本地反映出了我们所处的时代。”
翻译 熊猫译社 乔木 葛仲君
题图来自 www.p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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