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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保鸡丁与一代名臣 ——《丁文诚公家信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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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26 03: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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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嘉非

他是晚清官场的铮铮铁汉,曾国藩、李鸿章一帮中兴名臣为他点赞;他是一代廉吏,长期担任清帝国的封疆大吏,去世时却家无余财;他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员,所到之处整饬吏治、兴修水利、发展洋务,政绩卓著;他的家信堪与曾国藩家书媲美。他就是晚清官场的传奇人物——丁宝桢。
说到丁宝桢,我们先从中国人餐桌上的一道家常菜说起。

宫保鸡丁
宫保鸡丁是国人饭桌上的一道常见菜,至于宫保鸡丁是如何产生的人们知之甚少。话说同治二年,捻军已成星火燎原之势,朝廷派一个能吏出任山东省主管公检法的副省长(按察使),此人名叫丁宝桢。
丁省长率兵来到山东剿匪,他是贵州人,到了山东后人生地不熟,厨师问丁大人午餐吃什么?丁省长说的一口地道的贵州话,山东厨师听不清楚,揣摩着贵州人喜欢吃辣的,所幸将五花肉、辣椒、萝卜、土豆、莲藕等切成方丁状,再加入面酱和糖,还有去了皮的花生,烹制成了一道别具一格的菜。
这道厨师灵机一动创新的菜品受到了丁省长的高度评价,从此之后成为府衙常见的家常菜。不久以后,丁省长高升,被封为太子少保(古称宫保),这道菜也随之名扬天下,这就是著名的“宫保鸡丁”。后人不察,时常将“宫保”写成“公爆”,失去了纪念这位杰出人物的原意。
其实历史上的丁宝桢并不以美食家著称,却无意间成了“舌尖上的中国”的传奇人物。这种光彩反而掩盖了其在中国政治历史上的光辉形象。
丁宝桢,贵州平远人(今织金县)。咸丰三年进士,历官武英殿协修、湖南岳州知府、长沙知府、山东按察使、山东巡抚、太子少保、四川总督。丁宝桢一生为官清廉,经常用自己的工资扶危济贫,去世的时候却家无余财,负债累累。他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员,参与创办江南制造局、山东机器制造局、四川机器局等,政绩显著。
智除安德海,名把天下扬

安德海是晚清四大太监(另外三位是李莲英、崔玉贵和小德张)里最早成名的一位,深受刚刚崛起的慈禧的赏识。提起安德海,那在同治初年的北京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仗着慈禧的宠信,安德海连紫禁城的主子们也不放在眼里,慈安太后、小皇帝、恭亲王对其的飞扬跋扈极为不满。
同治八年七月,安德海借为同治帝大婚采办衣物的名义招摇出京,说是奉了慈禧太后的懿旨。
我们来温习一下清代统治者对太监的禁令。鉴于前朝有太监擅权乱政的教训,清代早期对太监都有十分严格的限制。顺治帝对太监管理工作非常重视,在顺治十年颁布了“六大禁令”。这“六大禁令”是:一、非经差遣,不准擅出皇城;二、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三,不许招引外人;四、不许交接外官;五、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接;六、不许假弟侄名义买卖田产,从而把持官府,祸害平民。顺治还怕子孙记性不好,两年后专门命人将这六大禁令铸成铁牌立在宫中,以儆效尤。
安德海此行却异常招摇,大张旗鼓,让沿途官员高标准接待。不仅如此,还在船上举办大型派对,找了帮歌妓吹拉弹唱。更肆无忌惮的是,此行恰逢安德海生日,还公然接受随行仆从的祝贺。安德海敢如此招摇,说明慈禧这个时候已经掌控了朝局,满朝文武对此事噤若寒蝉也说明慈禧的威权此时已充分树立。安德海动静如此之大,朝野反应却一往寂静,出人意外的是连国之柱石、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也保持缄默。
安德海若是了解丁宝桢的为人的话,他肯定后悔选择这样一个路线,他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
山东巡抚丁宝桢一方面派人拿获安德海,一方面向朝廷上了奏章。他在给朝廷的报告里提到了自己的疑惑:1、我朝二百年不准宦官与外人结交,从未出现过派太监赴各地办事的情况;2、太后、皇上都崇尚节俭,怎么会派人到江南采办龙袍呢?况且没有见到朝廷的明发上谕;3、如果真有此事,太监应该有朝廷颁给的通行证或其他证明文件;4、龙风旗是御用之物,太监怎么敢妄用;5、出差居然携带歌妓,一路吹吹打打,民间舆论哗然。由此可见丁宝桢心思细密,这里面任何一条坐实了小安子都小命不保。
几天后,丁宝桢收到军机处密旨。内容是这样的:
该太监属于擅自外出,和朝廷没有关系,着丁宝桢将其抓获后不用审讯就地正法。如果该太监听到消息折返回直隶,着直隶总督曾国藩将其就地正法。这件事情不用再请旨了。
仔细研读这道旨意,我们会发现只有一个内容,速速处决安德海。
事实上在旨意到达山东前,丁宝桢已经下令处死安德海。不仅处死,而且暴尸三日。
诛杀安德海,轰动朝野,丁宝桢也由此名扬天下。我们且看大清官场的反应,曾国藩接到消息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说:“稚璜真豪杰也!”李鸿章见到邸报则直接蹦了起来,说:“稚璜成名矣”!稚璜是丁宝桢的字。两位官场大佬的激烈反应说明了丁宝桢此举是如此大快人心,同时也说明丁宝桢此举难能可贵。
晚清官场的“另类”:不畏权势,嫉恶如仇

丁宝桢塑像
他刚到山东任按察使(主管司法的副省长)的时候,当时亲王僧格林沁率大军在山东境内剿捻,僧王见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这些省部级高官一向不设座位,都是站着谈工作。
丁宝桢当时是山东按察使,到僧王的帐前拜见的时候昂然说:“我们都是为了国事,如果允许我坐的话就见,不允许的话我就不见。”僧格林沁身边的工作人员大惊,生怕僧王震怒。然而僧王听到后却为之动容,赶紧为丁宝桢设座,优待有加,可见丁宝桢敢于挑战官场“潜规则”,很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此事被写入了《清史稿》,说明可靠性很高,也可见修史者对丁宝桢此举敬意有加。
丁宝桢为政还大公无私,从他和另一位晚清名臣阎敬铭的关系可以看出。阎敬铭官至户部尚书、大学士,是晚清政坛一位理财的高手,“同治中兴”离不开此人在财务上苦心经营。丁、阎之交始于山东,丁宝桢不畏权势,敢于叫板赫赫有名的僧王,阎对其欣赏有加。
最初阎敬铭是山东巡抚,丁宝桢是他的副手(按察使),在等级森严的晚晴官场阎省长却对丁副省长异常尊重,凡事都征询丁副省长的看法。等阎离开山东是,特意向朝廷举荐丁为新的省长候选人。日后阎敬铭出任山西巡抚,光绪初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丁戊奇荒”,饿殍满地,山西向全国求援,身为四川总督的丁宝桢最先支援了十几万银子,也成为全国对山西支援最大的省份。对这种雪中送炭的行为阎敬铭感动不已,说:“明公(丁宝桢)关怀大局,事事图之于早,体国爱民,今天下岂有二人,非谀言也”,为丁宝桢的大局观与爱民如子所深深感动。
宝桢家书:一位伟大的父亲和教育家

我们且看一代名臣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为人只要不饥不寒,即是天地间一大福气。试看作官之家,奢侈无度者,究有几人可以长久?”古人讲修齐治平,名臣身上最有此种风采,曾国藩家书历久不衰,成为经典名著,其实一代名臣丁宝桢的修身齐家也很有可观之处。丁宝桢强调“廉”为立身之本,这也是古往今来所有名臣的共同特征。
“至于作官,一切补、署,自有天定,不可强为。我们只尽其在己,何为尽己?不怠惰,不推诿,不轻忽,不暴躁,而又谦以处己,和以待人,忠厚居心,谨慎办事,如是而已。”这和今天流行的反对“不作为、乱作为”的行为颇有相通之处。曾国藩日记与家书中也能频频看到这种论述。
“但下乡务须少带人,州县供应,一切全删。”“再下乡尚有一极好处,遇民 间有官事,可以随处审断,较之在城审断,民尤感激。”“书差务要严行约束惩治,家丁务要时时稽查,不可使之沟通差役在外弄钱,亦不可令其与县衙门家人来往。此极要紧,官声之好否,全系乎此,慎之慎之。”这个时候儿子已经做了市长(山西知府),深谙官场弊病的丁宝桢不厌其烦的警示儿子如何亲民、如何约束身边工作人员、如何建立自己的官声。
封建社会官和吏的关系极微妙,官员高高在上,又不时调动,地方治理实际上把持在吏的手中。吏熟悉地方更精通潜规则,盘根错节牢不可破,丁宝桢提醒自己的儿子要注意此类人。此外还有约束自己身边工作人员,身边工作人员约束不严的官员栽跟头是早晚的事,这些都足为今日政府官员所借鉴。
“尔署中向有节寿、季规八千金,尔拟不收节寿,单收季规,以资弥补。虽是减去一层,然天下事,作事正大,即要正大到底。我意尔连季规亦必不可收,盖季规与节寿,均是名目不正,去则全去,不必迟疑。”清代官员俸禄极低,京官要靠冰敬、炭敬、别敬和其他种种灰色收入来维持生活,即如曾国藩这样的一代名臣做京官时也不能避免,地方官灰色收入的名堂更多。
所谓“节寿”,是逢年过节或上司生日的时候,下级向上级送的红包。所谓“季规”,是每个季末,下级向上级送的红包。是多亏丁宝桢,让我们知道晚清一个地市级干部一年中仅此两项居然有8000两之巨,当时知府一年的工资不足300两(待查),灰色收入是正常工资的近30倍。
不愧为一代名臣,丁宝桢毅然要求儿子全部裁掉,斩钉截铁,正气凛然。儿子没有这笔额外收入维持生计都成问题,他答应接济儿子(毕竟是总督,工资要高得多),“以成尔志,并全尔名也。”有了这样的指路人,当然不会走错路。
“自要自己事事清白,处处公正,虽有小人,亦不能为我害也。”这段话对古今官场、职场都有极大意义,清清白白、堂堂正正,自可避免陷于尴尬之地,也是立身和做官之本。这种“高大上”的话出自官场经验丰富的名臣之口,显得格外亲切。
“至作官一事,原是讲求做事,其补署一切,应听之天命,万万不可有心其间。一涉有心,即易入于钻营,将顺卑鄙一路,切毋以此为念!立定脚跟,做人做事,方是大丈夫所为”。晚明王阳明讲“致良知”、“知行合一”也是从人的内心深处讲起,思想决定行动,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做官先要将名利看透,这才是做名臣的气象,丁宝桢把做人做官的心得毫无保留的交给了儿子,对我们今人来说无疑也值得时时学习、处处仿效。
“如尔在蒲州做知府,果然能作一首阳饿士,即是千秋盛事,千载传人。”“做官讲操守,必须穷而益坚,分毫不为外物所摇夺,斯为真操守。”“古来天地之报效善人,恒视其吃苦以为分量,苦吃的愈大,报亦愈大愈厚;苦吃的小,报亦小而薄,此千古至论!”有其父必有其子,丁宝桢不断告诫、劝勉、诱导儿子先要除“心贼”,做官不要以名利为念,要站稳脚跟,不为外物所多,方能有大作为。吃苦和功德的辩证关系也是丁宝桢做官的一大心得,值得我们细细揣摩。
丁宝桢要求儿子吃苦耐劳,不计名利,他自己着实也做到了身体力行。陈夔龙在笔记里说,丁公位列封疆,每年只要养廉银,其他灰色收入几万两银子统统不要。他自奉甚俭而待人甚厚,经常接济亲戚故旧。
陈夔龙还讲了一个故事,作为封疆大吏,丁宝桢在经济上却是个标准的“月光族”,时常捉襟见肘,每当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时候,他就找来一口箱子,上面打上官府的封条,派差役送到当铺去,换两百两银子来救急。等到发工资的时候,他再派人将箱子赎回来。以他的身份,自然可以瞒天过海,以一口破箱子换数百两银子。其实这个故事其他晚清名臣身上也发生过,比如张之洞,就办过这样的事情,丁宝桢是始作俑者吗?不得而知了。

“至作官,只是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即所谓报国者亦不外此。盖民为国本,培养民气即是培养国脉。缘民心乐,民气和,则不作乱,而国家于以平康,此即所以报国也。”丁宝桢可谓从思想深层意识到了民本论。他每到一地注意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发展洋务,受到老百姓的爱戴。他在四川兴修水利,发展经济,迄今都江堰边上还立有他的塑像。
他还说:“家人、书役皆民之蠹,毋使扰民,尤为至要”,对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基层工作人员丁宝桢是非常警惕的,也告诫自己的儿子要严加约束,不许他们扰民。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不仅“恤民”,他还提醒儿子要“恤商”:“至关税,总以体恤商情为主。体恤商情,总以严查家人、官吏、书差为第一要义”,官场摸爬滚打数十年,丁宝桢洞悉大清帝国的官场弊病,也谆谆告诫儿子要警惕家人、胥吏盘剥商人。这种“恤商”观念在封建时代十分罕见,反映出丁宝桢的通达明敏。
“事事悉存忠厚之心,不敢侮人,不敢慢人。遇有善事,量力乐作不可妄取民间一钱。如公余之内稍有赢余,即以救济穷苦贫民。我常谓:作事第一以养人为急务,盖活一人之命,即有一人之益。”丁宝桢向儿子传授的不仅是官场心得,也是做人的道理。
在丁宝桢的谆谆教导下,其子也成为一代廉吏。代理山西巡抚葆亨私设小金库违规给高级官员们发津贴,整个山西省只有一个官员拒绝了这笔不合法收入,此人就是丁宝桢的儿子丁体常。继任的山西巡抚张之洞知道这件事后大加赞赏,认为体常谨慎廉明,“此非常人所能”。近代政治家陈夔龙感慨地说,自古以来名父难有名子,但是丁体常能够做到克勤克俭,政绩卓著,连张之洞也歆羡丁宝桢能有这样杰出的儿子。
其子丁体常,官至广东布政使,护理广西巡抚。次子丁体勤,任山海关通判。其孙丁道津,官至山东布政使。

(参阅《丁文诚公家信》,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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