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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硝烟的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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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2 04: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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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邹金灿
实习记者|宋元君 发自苏州
编辑|郑廷鑫
1946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带来的硝烟已经散去,但在另一个地方,一场没有硝烟的抗日战争却激战正酣。
这场特殊的抗战,就是东京审判。盟军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审判日本甲级战犯。审判战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战争结束后,中国本土也开庭审判其他级别的日本战犯。石美瑜出任中国战区军事法庭庭长,他主张处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出人意料的是,国民党当局要求石美瑜无罪释放冈村宁次,最终冈村得以全身归国。
在东京的法庭上,各国法律精英云集,利益交冲,个中形势比国内更为复杂。对于背负亿万人期望的中国法律人来说,审判日本战犯的结果如何,将关乎一生荣辱。
清清白白做人
一位名叫倪徵燠的苏州人,走进这段大历史。
倪徵燠是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东吴大学的总部在苏州,其法学院则设在上海。这是一个至今仍享有令名的学院,曾经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法律精英。从东吴大学毕业后,倪徵燠留学美国,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倪徵燠与张凤桢结为连理,张凤桢的姐夫是罗家伦,因此他与罗家伦成了连襟。

倪徵(右一)与同事在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取证
博士毕业后,倪徵燠回到了上海,先是在东吴大学法学院等几所大学授课,其后进入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他在事业上的起步期,正是中国忧患丛生之时。“八一三事变”时,倪徵燠在任上海特区法院法官。事变发生后,上海敌伪组织活跃起来,频频恐吓在租界的法院工作人员,逼迫他们下水。租界当局为了保护这些法律人士,曾想用“铁甲车”接送他们上下班——倪徵燠反对这个做法:如此一来,法官似乎成了犯人,而且由于目标明显,受特务攻击的概率也大幅度提升了。
特务分子来函,要求他们去“报到”。倪徵燠与同事们没有理会。不久后,他的同事钱鸿业被人用炸弹炸死(钱鸿业之子钱思亮后曾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中研院”院长等职),郁华(郁达夫的哥哥)被人枪杀,其他的同事家里也遭到了子弹袭击。
威胁无所不在,1942年春,倪徵燠决定到重庆去工作,同行的人里,有他的东吴同学查良鉴(金庸堂兄,后来曾任台湾“司法部长”)。在后方,倪徵燠一度出任重庆地方法院院长一职。其时重庆权贵云集,不断有人向倪徵燠请托办事。譬如立法院有一个职员,拿着立法院长的信,屡次前来求见,说他的儿子被一名司机碾死,要求倪徵燠对司机判处死刑。倪徵燠告诉他:司机是过失杀人,况且你有事应该通过律师在法庭上提出,请勿私下接触。这只是无数请托中的一例。对于这些诉求,倪徵燠的处理方式是:一概置之不理。
烦扰并不会因为他的不理会态度而主动消减。有时法院内部工作人员的家属纷争,都要找他处理。此外还有不少从前方逃难到重庆的人,通过各种关系找来,央请他帮忙谋一官半职。倪徵燠不胜其扰,提出了辞职,与查良鉴对调,由他接任重庆地方法院院长,自己则回到司法行政部任参事。

倪乃先,图/杨曦
倪徵燠的女儿倪乃先说,父亲一生所坚持的,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工作”。
抗战胜利后,倪徵燠受命出访英美等国,考察那边的司法制度。差不多同时的1946年初,东京审判拉开帷幕,中国派出了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浚等人前往日本。是年冬天,检察官向哲浚回国述职,十万火急地向当局提出增派人员支援审判。
“如果不拿住两个元凶,
我们只能集体跳海了”
在东京审判的初期,中国遭遇了极大挫折。
审判按照英美法系的程序进行,而当时中国遵行的是大陆法系。大陆法采取纠问制,主要由法官主持审讯提问,而英美法采取对质制,由双方律师进行审讯提问(刑事案件中的原告律师为检察官),律师或检察官起着重要作用。对于这一场审判,中国方面明显准备不足,只派出了八九名检察人员。相比之下,盟国各成员都派出了强大阵容来应对,即便是对日宣战只有一个星期的苏联,也拟派出70人前往,经盟军总部劝说后改为30人。
向哲浚回国述职时,倪徵燠刚好回到国内。得知这位精通英美法系的老友回国,向哲浚马上向他发出邀请。临危受命,倪徵燠没有推托。他分析了形势后认为,中国在审判中遭遇困局,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对东京审判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估计,以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事实昭彰,审判不过是个形式,受害国毋须提出确切证据,就可以对受审战犯定罪,这已经是一个错觉,更没有料到美国派出一大批律师为被告辩护,造成了一个有利于被告的极不平衡局面”。
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时,被告的辩护律师都是德国籍。然而在东京审判中,被告的辩护律师却有大量美国人。梅汝璈在东京审判中担任法官,他认为当时的审判程序,“对被告辩护方面是过分宽大的。在实践中,法庭竟批准每一被告得拥有美国辩护律师一名,而日本辩护律师的名额更漫无限制,有的被告如岛田繁太郎的辩护律师竟达8名之多,一般被告每人也有5名或5名以上。”
这些人数众多的辩护律师,组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集体,对法庭形成干扰。梅汝璈回忆,一些美国律师如布莱克尼,在法庭上不但诋毁苏联,甚至诋毁自己的祖国,“他们幻想当时苏美紧张关系可能会酿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因而他们认为只要能够使东京审判尽量地拖延下去,远东法庭或将不免有无形解散之一日。”
中国人不熟悉英美法系,也是在审判中受窘的主要原因。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秦德纯是第29军副军长,为华北最主要的军事负责人之一,同时也是北平市长。在东京审判中,秦德纯出庭作证,说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结果是,秦德纯当庭就被认为是空言无据,几乎被赶了下去。
证据,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最有分量的东西。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战争发生之时,自卫尚且不暇,谁会想到保存证据以待日后控诉战犯用?一些资料显示,日军投降前曾下令销毁战争罪证,即便是这些命令文件也要销毁。
向哲浚与倪徵燠商议,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顾问组,倪徵燠任组长、首席顾问。倪徵燠认为,在接受审判的战犯中,美国不会放过东条英机,然而其余的战犯,尤其是对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如果中方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指控他们,则有可能让他们逃过责罚。
一定要拿下这两位侵华元凶。这是倪徵燠的信念。倪乃先告诉记者,父亲晚年谈起东京审判仍很激动,“尤其谈到,‘如果不能拿住这两个元凶的话,我们只能集体跳海了,就没法回国见江东父老了!’”
按照程序,东京审判分3个阶段,首先是检察官综合陈述和提证,其次是被告律师综合辩护和提证,再次是各被告为个人辩护和提证。最后是法官评议和宣判。倪徵燠受命之时,第一步已经走完,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找到更多有力证据,在接下来的被告答辩中进行盘问、反诘,见缝插针地举出新证据。

倪徵正在诘问土肥原贤二的证人爱泽诚
时不我待,倪徵燠马上在国内开始取证。他先是与同事鄂森到了北平,找到了几个收押在监狱里的汉奸,其中一人是原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赵欣伯,倪徵燠说服他写出日军侵华罪行的证据。刚开始时,赵欣伯满口答应了,不料写了一半,就将材料丢到火炉里。原来,赵欣伯始终不相信写了这些材料就能为自己减刑,并且听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日本可能再有“出头之日”,于是拒绝作证。
侵华期间,土肥原曾经策划让吴佩孚与唐绍仪合作,成立一个大规模的傀儡组织,事未遂而吴佩孚身死。想到这一节,倪徵燠遂与鄂森在北平找到了张夫人,告以来意。张夫人客气地招待他们吃了午饭,并详细告诉他们:在吴佩孚死亡当天,日本医生为吴佩孚治牙,向吴注射了一种毒物,她闻讯下楼的时候,吴佩孚已经死去。这个证据被倪徵燠采纳。
可是要让土肥原和板垣伏法,还需要更多力证。倪徵燠想到日军曾经长年盘踞的东北取证,然而彼时解放战争已经全面爆发,道路不通,第二阶段的审判又即将开始,他只得出发赶赴东京。
在国内取证,可谓收效甚微。剩下的寄望,就是在日本找到坚实的证据。然而在国内取证尚且如此艰难,在日本能有不一样的结果吗?
元凶伏法
在日本,中国检察组经过商议后,向盟军总部申请开放日本前陆军省档案库。盟军总部同意了这个请求。倪徵燠得以和同仁们就地取材,查看了大量的日本军政机密文件。由于材料多、时间紧,检察组的人都参与进来,好在同仁中的吴学义和刘子健懂日语,以及中日文字有相似之处,在辨别上省去了很多力气。
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个被盟军封存起来的档案库里,倪徵燠和同事们找到了大量的关于土肥原以及板垣的侵华罪证,此外还碰到一些与其他级别战犯相关的证据,他们将之发回国内的军事法庭供检方使用。
很快,东京审判的第二阶段开始了。作为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的倪徵燠,走上前台直面被告集体。为何不是检察官向哲浚上去直接与对手对话?倪乃先说,“我为这个曾经问过高文彬先生(时为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高文彬和我比较熟,他说:因为倪先生的思维各方面都跟得上,他诉讼的能力和技巧都摆在那儿的。他们俩(向哲浚和倪徵燠)配合得非常好,向先生也放手,我父亲也大胆地跑到第一线。最后是集体完成了。”
土肥原出庭。他的证人之一,是他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时的新闻课长爱泽诚。爱泽诚说:土肥原所在的特务机关只是搜集情报,没有其他的秘密活动,并且土肥原本人“忠厚坦白”。
倪徵燠立即进行反诘,并举出了一份证据:1935年,土肥原企图策划“华北五省自治”,此事被外国报纸报道,而爱泽诚当时曾把外国报纸报道一事,以文件的形式向上级报告并在上面签名。
在铁证面前,爱泽诚沮丧而退。倪徵燠乘胜追击,拿出一份关东军的《奉天特务机关报》所载的报告,内有“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和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的记录,在这份报纸的首页,盖着土肥原的名章。
土肥原的美国辩护律师认为,该文件说的是一只老虎,与案情无关,不能以此作为证据。倪徵燠解释说:谈虎色变是中国成语,意思是土肥原和板垣在中国人心目中就像猛虎一样凶恶。他进而解释,自己这个做法,是因证人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而发,这在证据法里属于“品格证据”,自己的反诘完全符合这个要求:反诘时所提出的证据必须具有针对性。
其余的证人出庭,都被倪徵燠用有力的证据驳退。但出人意料的是,最后时刻的个人自我辩护中,土肥原放弃了这个权利。当时的日本新闻分析说:土肥原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在自我辩护过程中,被中国检方拿出更多的证据来击破。
土肥原告一段落。1947年10月,板垣出场了。第一个为板垣作证的证人,是“九一八事变”中的日军联队长岛本正一,他认为:事变是中国军队引起,日军是被动应对,并非板垣等军官所策划。岛本正一这番话还没有说完,倪徵燠就针对他的口供书里有当晚酒醉而归的叙述指出:一个醉酒的军官,不能对当时的事情提出有力的证据。第一个证人被倪徵燠一番话击退。
其后,板垣任陆相时候的副手山胁出庭作证,赞扬了板垣一番,说板垣“一贯整饬军纪,坚定主张撤退在华日军”。倪徵燠马上反问:“你身为陆军省次官,所经办的事情,是否也必须为陆相板垣所认可?”山胁说:“那是自然。”倪徵燠当即拿出山胁在1939年签发的一份通令,该通令详细谈到了日本军人在中国所犯下的杀人、强奸、盗抢等暴行,文件禁止归国的日本军人传播这方面的内容,其目的是掩盖暴行,但在东京审判中却成了中国方面的利器,也让其他日本战犯否认战争暴行的说法,遭到了有力的反驳。
与保持缄默的土肥原不同,板垣宣称要与中国人大战三百回合,他的自我辩护书长达48页纸。仅仅是应对板垣一人,倪徵燠就花去了3天时间。深谙英美法的他越战越勇,针对板垣那48页纸上的内容进行盘问与反诘,以大量的事实将对方驳倒。
最终,土肥原与板垣这两名元凶,以破坏和平、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等罪名,于1948年12月被执行绞刑。
书卷气
“这场战斗,对我来说,是一场殊死战,因为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已把自身的生死荣辱,决定于这场战斗的成败。事后追忆,历历在目,既有酸辛苦楚,亦堪稍自告慰,有不可言喻之感慨。我写到这里,已泪水盈眶,不能平静下来。”
晚年回忆起东京审判,倪徵燠这样写道。在倪乃先的印象中,父亲一向理性、沉静,很能克制情绪,只有遇到两件事时例外,一是妻子去世,二是谈起东京审判。

1956年10月,倪徵一家三口在天安门广场前合影留念
从东京归国后,解放战争尘埃落定,在那个历史关口,倪徵燠选择了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在周恩来的点名任命下调入外交部,长年在外交部担任法律顾问,并于1985年出任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一人。
2015年8月15日,在倪徵燠的故里苏州,该市名人馆为倪徵燠特意开设了一个展览,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一年,倪乃先接受了大量的采访,向世人介绍这段并不那么为人熟悉的历史。谈起东京审判,她和父亲生前的态度一样,每一个细节都严谨求实。
电影《东京大审判》展现了这段历史。作为当事人的后代,是如何看待这部电影的?倪乃先说,“电影要说明中国的法官(梅汝璈)和检察官(向哲浚)的关系比较密切,他们在日本的酒馆里头谈这个案子。这是不可以的,就是好朋友之间也是找一个妥当的场合个别地沟通一下,不能到这种公开的场合。还有就是,里头有个记者好像是法官的一个智囊似的,这不可能的,是不允许法官马上就(把消息)透露到新闻界的。”
一些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令倪乃先觉得遗憾,“这个电影的编剧最后是什么人,我都不知道。但是写原始剧本的那个人曾经把一稿、二稿都寄到我们家,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呢,他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那种变,比如讲到起诉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主犯)的时候,写倪徵燠在庭上起诉。我父亲说:‘你别给我戴高帽子,那个时候我还没去啊!’没有的事,送给你这么一个完美的、光辉的形象。我父亲说无法消受。结果作者说:行。马上在电脑里一改,把‘倪徵燠’改成了‘向哲浚’……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啊?”
倪乃先说,电影对检察官向哲浚的品格表现,也不符合事实,“当时看完了以后,我说这不是向先生,(在电影里)他来了就连着说‘老子’什么的。向先生是谦谦君子,不是这样的人。当初他们在准备拍摄这个电影时,我就跟他们说:‘拜托,多点书卷气,少点江湖气。’”
(参考文献:《淡泊从容莅海牙》,倪徵燠著,法律出版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梅汝璈著,法律出版社。《东京审判与中国》,宋志勇撰,《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感谢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苏州市名人馆为采访提供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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