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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中国魅力人物 | 陈嘉映 选择观念的流行遮蔽了生活中的另一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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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2 04: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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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中国魅力人物
陈嘉映

《南方人物周刊》在2015年年末评选出了“2015中国魅力人物”。未来两周我们将推送“2015中国魅力人物”报道。今天是第1天,主角是“2015中国魅力人物”陈嘉映。
颁奖词:陈嘉映先生被认为是“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且不说这个标签贴切与否,至少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位有着原创性哲思的思想者。今年出版的著作《何为良好生活》,与他以往《说理》之类的哲学著作不同,这是一本关于“我该怎样生活”的通俗哲学与伦理学读本。何为良好生活?如何培养德性?德性能带来好生活吗?有德之人就有福吗?苏格拉底说过,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在“意义”越来越难被直接感知并日渐消减的现代社会,在中国人大都忘记“孔颜之乐”的当下,他的思考让人有鸢飞鱼跃之感。此外,多年的语言哲学训练,让他的表述非常严密谨慎,看上去缺少社交网络时代所追求的斩钉截铁的立论和文字,其实这恰恰是治疗时代病灶的一剂良药。
陈嘉映
选择观念的流行遮蔽了生活中的另一面
特约撰稿|周濂编辑|郑廷鑫
陈嘉映感言:“至于说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自己的良好生活?这实在没有一般的答案,这不是我能站在我生活之外的决定,你得不断慢慢了解这个社会,你也需要慢慢了解你自己,并不因为你自己是你自己就真知道你自己。
我看到一本书它那么说的,我们都讲原始人采摘时代有多辛苦,但按照他的研究,原始人一天只要采摘三四个小时就够他一家子过了。现代人呢,连上堵车,大概一天得工作12个小时。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人的确是过得越来越艰难。不过如果我们稍微少要一点儿什么,我想就能够留出我们思考的时间和做点别的事情的时间。”

小米公司副总裁陈彤为哲学家陈嘉映颁奖
屈指算来,与陈嘉映老师相识已近二十年。犹记1997年的那个暑假,我独坐在北大46楼3063室的书桌前埋头苦读陈著《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的场景:当时的学生宿舍没有空调,为了抵御滚滚热浪,几乎人手一个悬顶塑料小风扇。溽暑蒸人,蝉鸣满耳,塑料小风扇在头顶摇摇晃晃地旋出聊胜于无的热风,但是随着“此在素描”的展开,烦躁莫名的心渐渐平静下来,“共在”、“畏与无”、“向死存在”,这些艰涩玄奥的陌异概念在陈嘉映的笔下变得明白晓畅,读到精彩处,每每让人产生骤雨新荷、鸟雀呼晴的雀跃之情。这样的感受在此后近二十年的交往过程中从未消失过。

陈嘉映,哲学家,曾为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著作有《说理》《海德格尔哲学概论》《无法还原的象》《白鸥三十载》等,译有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等,图/姜晓明
陈嘉映无疑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对话者,没有之一,他虽然在诸多问题上都做过深入思考并因此拥有鲜明的一己之见,但绝不因此固步自封,而是对问题的走向抱着充分开放的态度。他最常见的表述是:“你的观点很有意思,让我们试试从这里出发能有什么新的发现。”就此而言,新书《何为良好生活》的副标题最好地印证了他的这个生活态度以及思考态度:行之于途而应于心。
伦理学是“有我之知”
周濂:您一直以来有做“哲学三部曲”的计划,从语言哲学到知识论,再到伦理学。写完这本书,您是不是觉得伦理学这部分内容基本已经做完了,还是说有些话依旧没有说完?
陈嘉映:以前的确是有“哲学三部曲”的想法,不过一晃20年了,我的想法变化很大。
周濂:比如呢?
陈嘉映:比如我对写书越来越怀疑。
周濂:您的意思是写书本身是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
陈嘉映:对,我对写书一开始就有点保留,这种怀疑越来越重。反正写书至少不太适合我,甚至对别人我也恐怕不一定适合。
周濂:在什么意义上说“不适合”?
陈嘉映:我不一定说得好,你也可以说说你的感受。你知道,我不认为哲学应当提供理论。哲学的确是一种“贯通”的努力,但做不到把一切道理都贯通,更何况贯通不仅是在明述层面上贯通,我是说,贯通在很大程度上不只是在逻辑上的联系演进,而是在说理过程中体现出来。这样一来“规模”本身就成为问题,每一次也许应该更集中在一个特定的topic(话题)上,从这个topic出发并始终围绕这个topic,通过深入这个话题达到贯通,而不是说把想得到的事都包括进来。现在的书和文章太多了,我们无论写什么话题都很难把已有的议论都照顾到。亚里士多德读了多少书?孔子读了多少书?就那两三本书。反观我们自己,面对的知识存量、学说存量太大了。贯通的方式不得不改变,话题窄一点,把你的理解都体现在里面。
周濂:对,其实就是找一个小样本,但这个小样本“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把它做深了、细了、具体了,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典范,以典范的形式来体现普遍的道理。
陈嘉映:是这样的。有些书厚点、大点是必要的,比如说植物志。当年我写《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吧,当时国内还没什么人读海德格尔的书,但大家都想知道海德格尔,我写一本概论,介绍他的哲学思想,加上一些我自己的想法,不妨写得“全面”些。像《何为良好生活》、《说理》,写自己的想法,不应该求全。
周濂:但是我读您的《何为良好生活》,其中有一个关键的说法恰恰就是“伦理学是有我之知”,正因为有这个“我”在其中作为主要的视角,就不需要成为一个客观的、中立的旁观者,把每个人的视角都摸索一遍。所以在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抽象之理”和“个人的特殊体验”的结合。换句话说,如果您对伦理学的判断是正确的话,把伦理学本身写成一本书似乎并不成问题?
陈嘉映:我赞成,而我自己的看法恰恰是,我没能做到把抽象之理更切实地跟个人的特殊体验结合起来。我是希望这样,但只能说自己没写好,我们这一代人的伦理经验应该得到更切实的体现。

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正义的可能》等。
周濂:其实我是想说,您这本书肯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理论,然而也不是道德说教,也不完全是穷理,至少不是在穷普遍的、抽象的理,而是跟一个特殊的“我”相关的情理。在我看来,这种与我相关的穷理之作,会面临着一个小小的质疑,它是如何同别人的情理勾连在一起?您刚才说应该把它再写得实一些,把自己的关切表达得更清楚一些,但这样一来会不会导致与他人的勾连困难也就越大?
陈嘉映:你这个质疑直入这类写作的根本难题。诗人写诗,表达的是十分个人的东西,但是他能让人读懂。以前流行的理论说,他表达了一种普遍的人性,那当然是浅陋的理论。他并非表达了人人都有的东西,他表达的是他特有的感知。不过,他同时开辟了一些路径,使得我们能够把自己特有的感知与他的感知联系起来,从而能从他的精神世界里汲取养料。读诗的过程丰富、加深了作为读者的我的感知。我觉得论理的书可以这样类比,有意思的论理并不是在讲些人人都知道的普遍道理,它从特有的感知梳理出道理来,读者并不只是因为它们是些普遍的道理因此会接受这些道理,这些道理形成了写作者和读者之间的通道,读者要从这些道理进入写作者的思想世界。
周濂:或者说他以前没到过这个地方,但是通过你的摆渡,就可以抵达。
陈嘉映:对,就是这个意思。
周濂:或者可以用您以前的一篇文章——《真理掌握我们》——中的观点来说明,其实我们不需要直接说真理,而只需要去说被真理把握的我们,就可以呈现真理本身。
行之于途而应于心
周濂:您在这本书中谈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仅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而且更是贯穿人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问题,不是选对或是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我的疑问是,我们是怎么知道自己的真实天性的?在我看来,真实天性恰恰就是在行路的过程中,在选择行哪条路的过程中,逐渐去“发现”的。甚至“发现”我都觉得用得不好。您后面也谈到本性是有待于在盘根错节的实践中,逐渐向我们清晰“呈现”的。但是无论“发现”还是“呈现”,这些说法都暗含着有一个本性就在那,但本性也有可能不在那,它是被塑造的。
陈嘉映:我肯定同意本性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被塑造的。是不是有哪些段落让人以为本性是实践之外的某种现成的东西?那么,有可能表述得不太好,但也可能是,我们不可能在行文中处处点明这一点,“本性”这个词就含有误解的可能。但是整个这段话的大致意思你也清楚,的确不是想说我有个本性,一些道路在我之外,我依着自己的本性去选择其中一条道路。就像海德格尔的“被抛”,你总是已经在路上了。

青年陈嘉映
周濂:对,我觉得这里就说到一个关键之处。伦理学是有我之知,这个“我”肯定不是一个无所依傍、原子化的个体,“被抛”是一种过强的说法,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海德格尔的另一个说法,此在始终是在世界之中的。我们当然都是在处境当中有所选择,与此同时,我们也一定就没有被环境彻底决定。我理解您是要把选择的位置放低,但我觉得有点放得太低了。我理解您整本书想要讲的是,我们的实践是要坐落在传统之中的,这个传统或是脉络赋予我们实践以意义和目的。虽然您也承认传统是变动的,但是您这个变动性不是那么大,但恰恰是这过去的一两百年,我们处于一个剧烈变动的、传统彻底被打散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此选择的意义就被凸显了。在这样的处境下面,如果仍然坚持您所说的选择的标准依然坐落在传统之中,我就不知道指的是哪一个传统。
陈嘉映:我们说一个和社会、政治离开比较远的例子。一个姑娘上网或上婚姻介绍所找她的白马王子,她能做的无非是比较各个候选人的各种条件,然后做出选择。但结婚10年以后,情况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她不能总是拿她的丈夫跟别的男人做比较,然后不断选择。当然她也可能再次面临选择,比如说丈夫家暴,或者她碰到一个让她特别倾心的男人。但一般说来,夫妇已经共享了他们的生活,她无法站在这种共同生活之外去做选择。
周濂:比如说是同床异梦还是夫妇同心。
陈嘉映:私人生活如此,公众生活也会碰到这种情况。比如说在1937年前后,有为青年会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选择,这里且不说其他的选择,比如出国留学。这个选择当然非常关键,从后果看,不同的选择会让你在此后几十年的生活完全两个样子。但是,在他做此选择之际,他的人生还没开始呢,他怎样建立他的政治品格,他怎样一桩一桩应对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挑战,怎么挣扎怎么做事,那都是做出选择之后的事情。就共同生活来说,通常的问题不是选择,而是怎么把不得不过的日子过好。
周濂: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我们也经常会说“日子过不下去了”。我觉得对于社会政治来说,包括人生也是这样子,不是说第一次选择之后就没得选择了,最重要的恰恰是我做了一次选择,然后经过非常痛苦的反思、挣扎之后,认识到第一次反思是错的,我依然有做出第二次选择的能力、机会和权利,这才是重要的。您现在强调的是,我做了第一次选择,然后日子基本上就得硬着头皮过下去,但我觉得现代生活和古代生活很大的一个不同,就在于社会、国家,法律保障你拥有第二次选择的权利,并且要培养你第二次选择的能力。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宗教家庭出身的人,一出生就被父母受洗了,在古典社会的话,我这辈子只能把这条道走到黑了,但事实上,现代的我们意识到,日子可以不这么过。
陈嘉映:你说的这些内容我都同意,从共同生活的内部看,也不总是怎么把日子过下去,会有那种时候,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我们的分歧恐怕在什么“才是重要的”,也许不如说,你我的侧重点不同。在我看,选择这个词主要是指站在事外依照一些公共标准做选择。突出选择是跟原子化的个人观念相联系的,仿佛个人原则上总是站在传统、社会、共同生活之外。我一向偏重于从共同生活着眼而不是从原子化的个人着眼,所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尽量避免说选择,我更倾向于说“决断”,中断某种传统,与已经形成的某种共同生活模式分断。一个人小时候受了洗礼,从小就是基督徒,他为了某些缘故决定改信别的宗教或成为无神论者,这跟我们不是基督徒大不相同。
周濂:我觉得这就是我和您稍微有些不同的地方,我始终认为退出权很重要。
当然这个权利一生之中不能使用过多,使用过多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但如果说你一次都不使用,也许也是一种不负责任。而我觉得一个良好的生活,或者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会让人在郑重其事地使用退出权时,代价不是那么大。
陈嘉映:是,现代社会使得退出权变得更容易,代价更小。比如旧时候人安土重迁,我是个陕北人,明知道广东收入高,却仍然守在陕北。不仅是观念在起作用,还因为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一个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族和一个社会网络,反过来,为家族服务也是他的生活目的与生活意义所在。在现代社会,这一切都改变了。我们可以相当轻松地退出家族关系、退出婚姻关系,等等。选择观念的流行依托的正是这个大背景。我强调人生不是一连串的选择,我侧重生活中非选择的那一面,也是针对这个大背景而发。并不是我反对选择,而是说,我认为选择观念的流行遮蔽了生活中的另外一面,这一面有深刻的内容,今人感到意义流失,部分地在于不去体察这些内容。
周濂:您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行之于途而应于心》,如果仅仅“行之于途”,那就是所谓未经考察的人生,所以,必须要有所觉醒地“应于心”,那样才是一个经过考察的人生。我读您的这本书,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你这个良好生活的提法,虽然不那么着眼于极端的处境,但它对于人的心性要求是很高的,它并不是一个对“中人之资”的要求。这当然是因为本书深深烙有您的特色,就是所谓的有我之知,但是一本有“陈嘉映”之知的著作显然不是一个“中人之资”的人所能够追随的。
陈嘉映:我想我已经再三说明,何为良好生活并没有一个对人人有效的答案。但我相信很多很多人会自问这个问题,并且通过与他人的交流,通过阅读,更好地理解何为良好生活,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良好生活。
良好生活必须相当程度独立地得到刻画
周濂:您在谈良好生活时,历史维度是很明确的,也很强调实践的传统。但制度的维度好像并不是太突出。我的意思是,如果把制度的维度引进来,您的这本书也许会有另外一种呈现方式。
陈嘉映:良好生活肯定与制度有联系,简单说,我们都承认,好的制度给人带来好的生活,否则怎么说它是个好制度呢?但恰恰因此,良好生活必须在相当程度上独立地得到刻画,我们得先知道什么是良好生活,才知道一个制度是不是好制度,是不是带来良好生活。所以你不能简单地引入制度的维度,不能简单说,好制度里的人过的是良好生活。比如,反右扩大化之后的知识分子,不吭声,到1980年代,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意气风发,什么话都敢说,但我们不能简单说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软骨头。
周濂:这还是有点吊诡的,在严酷的环境下,对人的品格要求会很高;而在一个更加优裕的、轻松的,easygoing(好相处)的环境之下,对人的品格要求反倒没那么高。
陈嘉映:制度、德性和良好生活这三者的关系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它吊诡。眼下我只想说,不能简单地说良好制度下的生活就是更良好的生活。
周濂:正因为淡化制度的因素,所以读完整本书,我感觉您对个体的德性、对个体所承担的责任的要求会特别高。所以很有意思的是,您一方面在反复强调,人是在世界之中的,他的选择或是生活都是跟传统、环境勾连着的,但另一方面,我读下来的感受是,好像你其中描述的人是一个特别超拔的存在,因为您是不需要制度来保障这些东西的。而作为庸人,我们其实是希望把很多的东西托付给制度,而不是凭一己之德去建立良好生活。
陈嘉映:我们都知道个体生活与环境连在一起,但怎么在伦理学视野里呈现这种联系还有待更多考虑。你想想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把伦理学和政治学这两个学科连在一起,但他在伦理学里并没有多谈政治学的内容。
周濂:比如,塞内加想要过一个德性的生活,就只能践行斯多葛学派的哲学。
陈嘉映:庄子也是这样。
周濂:所以当我读到您点题的第六章第九节《良好生活》时,对其中的一段话特别有感触,您说“不管好坏,你生存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就得在这个社会现实里建设你自己的良好生活”,然后你加了一个破折号,“毫无疑问,这种建设包括批判与改造。不过,我们仍应留意,不要让批判流于抱怨,尤不要因袭于抱怨而放松自己、放纵自己。”我觉得这段话很丰富,完全可以展开来谈很多东西。为什么有心好好生活,就得在这个社会现实里面建设你自己的良好生活?我们为什么不能想象和建设另一种形态的社会现实,由此过上良好生活?当然您也谈到了批判和改造,然后您又说到“不要让批判流于抱怨”,这我完全同意,但我们要问的是在什么意义上我的批判不是抱怨?
陈嘉映:我觉得你的确是提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特别重要的问题,但我一时想不出往哪里展开能展现更多的内容。若不深说,批判和抱怨的区别还是挺明显的,批判总是含有建设性在内的。好制度与优异心性的关系则复杂多了,至少不能简单说,在一个好的制度下,人有更高的心性。
周濂:反而有可能心性会更差。因为你如果把过上良好生活的希望更多地放在外部因素上,在某种意义上是放弃了个体的责任。但另一方面,再良好的制度也不可能确保每一个体一定就能过上良好的生活,因为中间有太多的偶然因素,人有太多的幸与不幸。
陈嘉映:良好的制度会让个人的努力变成一个按规则出牌的那种努力,这在一般意义上不需要心性上的努力。这跟古今社会结构的不同有关。从前的社会从根本上来说是分层的社会,所谓德性只是就精英阶层说的,而现代社会是民众社会,人们不大说德性,更多说道德,道德这个概念天然含有普适的含义。谈论智愚、高下、精英群众的区别很可能在政治上不正确,但这些区别当真从人的观念中祓除了吗?这里又有伦理言说的一些难点。
周濂:还有一个问题,您觉得您过上良好生活了吗?
陈嘉映:我提良好生活,其实和一般意义上的幸福生活非常接近的,但我在书中也提到了,我主要把“良好生活”看作希腊词ευδαιμονία的译名,它同幸福生活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它包含了“有所作为”的维度,这是我想突出的东西。而幸福更多的是从一个人的状态而不是作为来说的。所以我说,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安,这是良好生活的全景。希腊人是从这个全景来看待ευδαιμονία的,是将你的一生考虑在内的,我的生活还没结束呢。
周濂: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过,不到最后很难说有没有过上良好生活,梭伦也是这么说的。不到盖棺,不能论定。
陈嘉映:咱们刚才说,Ευδαιμονία不只是一种状态,它突出地还包含有所作为。如果把“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安”完全视作对状态的描述,我觉得自己过得还挺好的。但若从有所作为的角度来考虑事情,那么,一个人自己的视角一定与他人的视角不同,他不是在考虑自己过的生活是不是良好生活,而总是考虑自己要去做什么,不妨说,总是从欠缺的方面去考虑,哪些事情,自己该做也能做,却没有做到。我们很难摆脱对自己的不满,很难摆脱失败感的纠缠。
周濂:这不会是您的最后一本书?
陈嘉映:像我们前面说到过的,如果再出书,多半会论题更明确、篇幅更小,不再是三部曲四部曲那样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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