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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如何思而后言?|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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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3 03: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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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是目前国内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名家,尤其是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上,多有建树。作为一位书斋里的学者,近年来,他在报纸杂志上写了一系列文章,关注大学教育问题,并从历史的角度剖析现实,这本新书是他的报刊文章结集,也是他第一本非学术著作。本文为新书序言,讨论了一个重要问题:一位学者该如何面对和介入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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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进入我们所说的“近现代”以后,发生了真正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巨变。即使是以天下士为自定位的读书人,也已经很难影响那变化中的天下。另一方面,陈寅恪再三强调,斯文是否扫地,读书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不仅“吾侪所学关天意”,而且“文章存佚关兴废”。
然如老话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现在的大学里,借用西文的表述,已少言大写的学问,而更多是小写的学术,并已全盘计日程功化。像我这样的专业学人,早已被陈澧所谓“博士之学”压得喘气不匀;尽管他所说的“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还不敢忘,却也离“士大夫之学”越来越远。
在上述的时代大背景下,很多读书人对社会不得不敬而远之,不复敢言化民成俗、改变社会的责任了。而在学校的小环境里,“努力求学”与“改革社会”之间,也已形成某种程度的紧张,个体学人很难兼顾,遑论所谓“双赢”。因此,如果不是年轻朋友蔡军剑锲而不舍地敦促,我应当不会进入报纸作者的范围。即使勉强进入之后,心境仍是矛盾的,所谓“心存忐忑和困惑”,的确不是“客气话”,而是真实的写照。
古语云:三思而后行。虽认识到读书人有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我的第一个困惑,便是今日学者应当怎样服务社会。能力有长短,术业有专攻,在一个讲究分工的现代社会,做好“本职工作”,似乎就可以说是尽了本分之责;且人的精力是个常数,而专业应是一个学人对社会贡献最大的领域,要面向广大观众写作,势必减少用于专业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形下“分心”,可能社会服务未必佳,而专职也不如前了。这的确是一种两难的选择。
进而言之,当学者面向大众说话,是该去“提高”呢,还是“普及”呢?在士为四民之首的时代,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士为其他三民之楷模,先自修身于前,化民成俗于后。但在强调平等的现代,若云提高,便有自居精英之嫌,仿佛不以平等待人;若云普及,同样带有自上而下的意味,甚至对读者水准的预设更低。还在“五四”时代,“提高与普及”就引起了争辩,迄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
且写作是一个涵括阅读的发展中进程,必有“读者”的参与,才成为章学诚所说的“言公”。而言论的“是非失得”,最终是由读者决定的。这就难免出现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境。胡适就曾叹谓,许多他细心用力的文章不为世人所注意,而随意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这似乎还是古已有之的持续现象。韩愈已说,他作文每自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以为好。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则必以为大好。”可知读者与作者的意趣不一致,由来已久。袁枚后来发挥说,韩愈所谓“下笔大惭”,是指诗赋一类进士文章,可韩愈仍是唐代的进士。故“昌黎肯惭,所以为昌黎;虽惭,肯下笔,所以成进士”。他建议当时士人对待科举时文,不妨法昌黎,“且惭且下笔”。这当然有些借题发挥,但也可作为进行两难选择时的参考。近人汪国垣(辟疆)便说,韩愈此语,或“今日报馆之谓”。则既为报纸写文字,不妨预作待读者抉择之想,且惭且下笔。
我的第二个困惑,则在于自己是否有此服务社会的能力。虽说书生报国惟执笔,然对于专业学人来说,怎样写面对非专业读者的文字,其心境之忐忑,或有些像“五四”时代惯用文言表述的学者不得不写白话文。我从来没有奢望真能影响大众,所作报纸文字,针对的可能还是相对小众的读者。但就是面对这样的小众,也有话怎么说的问题。
对于报纸,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拾遗补阙。盖身处变化的时代,知道自己没有跟风迎合的能力,只能多关注一些他人忽视的面向,尽量思而后言,少说或不说别人也会说、也可说的话。同时牢记史学的启示,一是要尽可能为他人设身处地,二是必以证据支持所立言。这当然也带来新的问题——过去人多说文史不分家,但在一千多字的短文中还要“引经据典”,很多报纸读者对此是不习惯的。
章学诚曾从技艺层面言“史家运用之功”说,著史者与文人的一大区别,就是著述中“惟恐人不知其所本”。盖若“不知所本,无以显其造化炉锤之妙用”。换言之,必须先有引文,才能体现作者“造化炉锤之妙用”;而史家的高下,亦正于此处见。然此可与习史者道,不足为他人言。报纸的多数读者,恐怕更希望言之有物,而不那么在乎史艺的高低,这是不能不考虑并予以尊重的。
同时,既然为报纸写文字,就要尽量体现建设性。立足于建设,仍可有所“揭露”。法国史家夏蒂埃(Roger Chartier)曾与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进行系列对话,夏蒂埃注意到,以前“知识分子在社会宏观层面享有先知、救世主和揭露者的形象”,二战后亦然;但现在(对话是在1988年)他们正转向另一类工作,如福柯(MichelFoucault)自称“他的工作就是剥去一些显然事物和公认概念的鳞片”。布尔迪厄表示,在这一点上他与福柯完全一致。他认为“科学应当具有战斗性,但这绝不意味着‘介入’”。在他看来,社会科学不仅“要回答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更要“提出普通社会世界出现的问题”,并且“有责任更好地提出问题”,即在方式上应超过记者和评论界。
学者不一定要像以前一样“介入”政治和社会,能尽量剥去一些“众所周知”的事物和众皆认可的概念之上所附着的鳞片,也就揭示了“真相”,同样是对社会不小的贡献。这虽不那么剑拔弩张,显然也并非易事,所以仍是“战斗”。注意,布尔迪厄特别强调的是,学者对社会事务的观察能力,至少要高于一般媒体从业者。这一观念反映了也针对着1960年代后在西方社会开始显著的一些新现象。意识到学者不能像媒体人一样思考和说话,既表明媒体地位的上升,也展现了学者的自觉。要知道他们两人的对话是在广播电台进行的,法国听众的领受程度,真让人羡慕;而对话者的自觉,也就更加意味深长了。
在中国,由于近代的变动远比法国更大,中国读书人面临的挑战,似也比法国学者的更强。借用柯睿格(E A Kracke)的术语,近代法国的改变虽大,基本仍是“在传统中变”;而中国的巨变,却是名副其实的“在传统之外变”。其中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是“天下”变成了带有异域风情的“公共”,而“天下士”也渐带今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意味。
其结果,读书人言论关照和因应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在“五四”前后,很多“时论”已都是在所谓“社会舆论”压力下的反应性表述,等于是被“社会”要求表态,而不必是立言者自己有话要说。故他们在讨论所谓社会问题(例如自杀、青年烦恼等)时,更多可能是在回应社会,而不是表述自己,至少不是主动表述自己。此前天下士的价值,则在于思存高远,主动提出可以澄清天下的根本性问题,而不是这样被动地随社会之波,逐社会之流,为社会所“裹挟”。
志存高远也思存高远,乃是读书人的“本位”。在法国,媒体地位上升的同时,学者还有说话不能与媒体人同的自觉意识,其前提也就是学者尚维持其主体性。但在以变著称的近代中国,“公共”场域的变化也随世变而愈亟。梁启超早年曾说,其为报章之文,乃“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惟“时势,逝而不留者也”。应时之文,“转瞬之间,悉为刍狗”。尽管如此,他所发还是“其胸中所欲言”。随着媒介方式的技术演进,各类反应式表述的一个后续发展很可能是从“公共知识分子”变为“名嘴”——他们可以针对一切问题开口,也必须针对一切问题开口,直到走进电视上的综艺节目,而不论胸中是否有言欲发。
从“天下士”向“公共知识分子”再向“名嘴”的一步步蜕变,伴随着读书人主体性的一步步消逝。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士变”——“士”在“变”中退隐,直至淡出。这类“士变”的发生,是同样可怕的“世变”。今人批评与自我批评之时,常说我们处于一个浮躁的时代。其实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或隐或显的时代巨变(在中国还夹杂着特有的“赶超心态”),“浮躁”二字,远不足以表述其复杂性和内在的紧张。
眼下世界局势真是名副其实的风起云涌,在面临多方面失序之时,不免出现“翻云覆雨者为俊杰”的现象。借用一位带有精英意识之人的话,媒体本爱闻风起哄,大众或可不思而行,但大学中做学问的人,似应比一般人稍多远虑,方不至于“被社会融化”。今日我们需要的,可能更多是提出需要反思的问题,并思考出现问题之后怎样可以做得更好。动荡之时,人多有不平之气,也更需要心平气和。遇事多从逻辑一面思考,尽量把从身边到外国的他人看作常人,社会也许就会更加祥和。

编辑|郑廷鑫 rwzkwenhu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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