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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教育的目标应该以高考优先,还是以培养完整独立的人格为首?|报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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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3 04: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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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韧老师(左三)在创意写作课上与学生们一起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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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附中」,这个看起来很美好的教育乌托邦,已在褒赞和争议中拉扯了7年。无论乌托邦如何美好,北大附中终究建立在现实的地基上。教育改革最直接的代价,简单粗暴地反映在了高考排名上。高考和全人教育,是否真的互不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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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送上北大附中后,雀跃不多时,石钰鑫和他的爸妈收到了一份长达几十页的学校章程,看得他们既兴奋又晕乎。
章程里是学院、书院、走班、选课、学分、学段之类的字眼,整个体系陌生又复杂,读完还必须向学校提3个问题——他们通过问题来判断是否读过。他知道有人反反复复提交了十几遍才通过——学校会把不合格的问题退回,要求重新提交。
对北大附中的新生和家长来说,章程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很简单:不懂规则,游戏就没法玩。
与传统高中相比,北大附中有着完全不同的一套游戏规则:
没有班级、班主任、学生会,各具风格的7个书院取而代之,靠学生自治;4个学院分别开设导向不同的课程,学生按兴趣自主选课、安排自习,每年4个学段,有规定修满的学时,语文、英语撤去高中必修教材,老师开设专题选修课,学生甚至可以自己申请开课……
随着新鲜字眼而来的,是大把的选择和决定。比如,面对书院,石钰鑫有七个选择: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明德、至善、新民,每个书院有不同的传统和风格,他要选择一个最适合的申请加入。《哈利·波特》的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几乎出现在了现实里。只不过,它倾心的“魔法”是培养完整的人——“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新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
事实上,这个看起来很美好的教育乌托邦,已在褒赞和争议中拉扯了7年。
新生
7年前,吴博石被北大附中录取。那时候,北大附中的名头虽然响亮,但与其他高中别无二致。
无需过多适应和准备,吴博石顺利开学,被编入高一(8)班。他本该有个最平常不过的高中:作为高一(8)班的普通一员,一直到高二(8)、高三(8),然后高考,离开。
他的高一只是过得有点不太对劲:一些教室开始被清空、打通,靠走廊的墙面砸掉,换成透明的落地玻璃窗,留出好几间通透的公共休息区。等到高二,教室里的讲台开始一个个被拆掉,传统的课桌椅被移走,搬来了可自由拼接组合的多边书桌,校服也不用穿了,爱穿什么穿什么。
学校的公开媒体上出现了这样的校长访谈:
“谈恋爱会不会影响学习?”学生记者问。
“你觉得吃饭会不会影响睡觉?”校长这么说,学生这么写,然后公开发在了校媒上。
高二开学前,他被告知,自己已不再隶属于某个班级了,而被分到了以文科为主的“四单元”。他突然变成了“单元”的学长之一——同样分配到四单元的高一新生,成了他要去带领协助的学弟妹。班上同学都各自有了新的“单元”归宿,按理科、文科、竞赛、出国等方向被分散在6个单元里,有老师作为“单元长”指导。这下他们才明白,那些有着落地玻璃窗的大屋子,就是每个单元的活动室。空房间存在着一切可能。

正心书院的墙壁上是毕业生书写的《赤壁赋》
自然有学生不适应,但对吴博石这样的孩子来说,他的舞台完全变了——从一个班级,变到整个学校。他开始频繁地在学校各种活动上抛头露面,“整个学校几乎没有不认识的人”。他同时也是单元自治会的活跃分子,设计活动室、粉刷墙壁、去宜家淘各式家具。为了装饰活动室,吴博石大概花了半个月:“正好我们都很喜欢当时的一篇课文《赤壁赋》,就让毕业生学长直接用毛笔在墙上写《赤壁赋》,突出我们的文科特色。”
单元性格就这样在一砖一瓦中渐渐有了雏形。那时候的“单元”,正是如今北大附中“书院”的前身。
班级被取消,但教师的专业授课教室被固定下来。全校同学都开始迁徙上课——他们迎来了传说中的“走班制”。但全班同学的课表都一模一样,于是每上完一节课,全班就得背着书包换教室。不光是吴博石,许多同学都觉得搞笑:走来走去的,上课内容、老师、同学都没变,意义何在?
当时被吐槽最多的还有极不稳定的课表系统。有好几次,直到新学段第一天开学,吴博石还不知道自己今天有哪些课、在哪个教室——因为系统崩溃了,因为课程信息还没录入好,诸如此类问题不一而足。不止一次,他只好背上所有科目的教材,等7点半到校后,临时到单元活动室开电脑查课表。
那时的他们还不知道,更大的风浪还在后头,而适应单元制和走班,只是铺垫课程改革的第一步。
推倒一面墙
吴博石成为北大附中新生的那一年,也是孙玉磊老师作为应届生入职北大附中的第一年。而对北大附中来说,2009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纸委任状:这一年,王铮校长从深圳中学调任到北大附中。
历史总是以某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留下痕迹。孙玉磊的三方协议上,每栏公章下的签名落款都是前任校长康健,直到最后一个章,签名变成了王铮。

孙玉磊老师在博雅学院教室
对王铮来说,说是调任,其实也是回归:他曾是北大附中的物理老师、北大附中深圳分校校长,更早之前,他也曾就读于北大附中。在深圳8年,王铮成功地给深中贴上了创新和自由的标签,至今仍被怀念,也仍被争议——那被称为深中的“王铮时代”。
回到北大附中,王铮做的第一件事是硬件改造——砸墙面、拆讲台,目的是通过空间的改造,改变学生被动听课的教学方式。
当时的北大附中老师,多是有资历、有经验的老教师,教了一辈子,不让人讲课,那这课还能怎么上?有老师怨声载道,“瞎搞。”反对声中,有特级教师离职,有校级负责人被更换,但校长很坚决:如果大方向是对的,那就做;如果出现问题,唯一的方法是解决问题。
或许这是改革者的姿态:想开一扇窗,就必须先提议推倒一面墙。
触碰课程改革这块硬骨头前,2010年,王铮把高三设为“预科部”,和高中部(高一、高二)分开管理。所有的改革,基本都只放在高中部进行。
高一、高二该不该和高考挂钩?这个问题在北大附中争议至今。纪录片《高考》里,北大附中和河北衡水中学被放在了同一集。与衡水中学把高考看作战斗截然不同,王铮更愿意把高考看作游戏。是游戏便有游戏规则,掌握了规则,就能在其中游刃有余。而训练掌握游戏规则的能力,高三一年足矣。
穿梭在北大附中教学楼的楼层,你会真切感受到何谓空间的语言:教学楼一到四层是高中部,没有讲台,没有整齐划一的课桌椅,书院活动室里学生或坐或卧,四处弥漫着自由散漫的空气,每个人的课表日程各不相同,从早上8点到晚上离校前,一个人可能出没在教室、图书馆、书院活动室、社团空间、剧场、篮球场等任何地方,而每年的舞蹈节、戏剧节、篮球赛、足球赛都是盛事,校园里到处贴着创意海报。
一旦上到预科部所在的五、六层,氛围便骤然紧张,教室也变成了最传统常见的布局:课桌椅挤得整整齐齐,教室门边贴着高考目标,穿过走廊,一个个名校就在眼前依次扫过。
从0到1
当王铮在北大附中铺垫的一切硬件、软件改造,终于能够让他往一个崭新的空间里填充新物,对高中部课程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也终于等到时机:2012年,学院制开始实施。根据高考、竞赛、通识教育、出国几个教育方向,老师被分别归入了行知、元培、博雅和道尔顿学院,学院对应方向相同的单元,以供学生选课。
如果说行知、元培和道尔顿学院尚自有可沿袭的教学模式,那么对博雅学院来说,一切都是从0到1。彼时的博雅学院只有一个老师——孙玉磊。
博雅的目标和北大附中的校训一样,也是“完人”——打破学科界限,鼓励自主探究,培养批判性思维,个性化的人文关怀,翻转课堂——说起来容易。小班讨论课怎样设计话题?如何掌握节奏?如何让所有人有参与感?如何引导话题和讨论方向?摸石头过河,又不得不前进。
孙玉磊尝试过5人、10人、15人乃至20人、30人的讨论课,最后敲定不超过15人的课堂效果最优。文学出身的他还兼具技术宅属性与代码作斗争,寻找最适合分享合作的线上学习平台,从自创网站到Google+到微软Office365,再到如今被称为“北大附中人人网”的Yammer……他相信科技,也相信互联网的去中心化会带来全新的教育。
慢慢地,新鲜血液被招进来,不同学科背景的老师各自开设专题课程:诸子百家、张爱玲、性别与媒体、创意写作、批判性思维、福柯导读、时间简史、《菊与刀》研读……
石钰鑫正是每天泡在博雅教室的学生。他几乎选过所有博雅老师开设的课程,与老师们称兄道弟,交流困惑互相安慰,完全是平辈好友的口吻。他对每位老师都有不同的评价和认知:J老师不喜欢掌控课堂,基本是学生的发言引导讨论思路,“放”得开,有时略有些“收”不住;F老师的课堂节奏比较紧凑,每个人的发言时间都掌握得恰好,会根据每个人的想法发言去延伸话题;上L老师的课是最舒服的,能感受到她的爱和温柔,也被启发引导了很多灵感……
不过他选得最多的,还是孙玉磊的课:
“磊哥的课改变了我的价值观。他会挑战我们的观点,用一个个问题逼我们理清自己的思路。上韩非子,他让我们读繁体竖版的古籍,引导我们剖析韩非子论证观点的逻辑,真是太厉害了,那些看似荒谬的观点,在韩非子的逻辑体系下,论证居然非常严密。你会开始去反思一些看起来顺理成章的观点。”
“改变价值观,这可是很高的评价。”
他郑重地点头,“没错。”
多元的代价
实际上,选博雅学院课程的学生,并不太多。
在高考制度下,博雅课堂和它的目标,都几近奢侈,大家也默认选博雅课的学生大多是出国党。“博雅的课很水”、“学不到东西”、“对高考没用”,这样的声音博雅老师们心知肚明。
说实话,这让他们感到丧气。2014年夏,学院与书院分离,开放课程通选,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哪个书院的学生,都可以自由选择各学院课程。有不少出国党在博雅课程之外,同样会选择很多行知、元培的课程,尤其是数理化,理由几乎一样:“这样基础会比较扎实。”相较之下,博雅课程反而更像是一种补充。

午休时间,学生们在至善书院活动室下棋
当然,也有高考方向的孩子因为朋友的推荐或兴趣,会尝试博雅课程,但为数不多——这需要付出机会成本。
伴随着通选的开放,“语文必修一”、“英语必修二”之类的字眼也从选课系统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鲁迅专题研读”、“《红楼梦》研读”、“英文版《简·爱》研读”……语文、英语的高中必修教材被王铮校长撤除了。他有意采用博雅模式,将它们全部改革成经典研读的专题性课程。
于是,语文组老师悉数被并入博雅学院,博雅的人数也一度达到了顶峰。博雅学院长孙玉磊显然被激励了,头脑一热,开始做方案、培训新人。
磨合期只持续了半年,校长决定“放虎归山”。这短短半年并不愉快,观念之争不断:博雅学院引导老师按博雅的教学模式上课,实行读书报告加讨论的翻转课堂,却不被全然接受。
只消看一眼不同学院的教室,你就知道他们相差甚远:
行知、元培教室尚偏传统,但博雅教室里出现了一切“不该”出现在教室里的东西,四处散乱着书、吉他、海报、玩偶、干花、咖啡机,墙上贴着海报、油画和诗。
在博雅上课,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方便即时查资料、在线上平台Yammer交流;而在行知的课堂,纸笔依旧是主流,根据个别老师的要求,没有特殊需要,电脑是被禁止带入教室的——那容易让学生分心。
这学校的异质共存几乎叫人咋舌,也因此不得不承担多元的碰撞。比如,博雅的课堂确实充满变数:老师的个人气质、知识储备与应变能力决定了课堂风格,学生的水平和主动情况也直接影响了课堂发言质量。如何引导学生的发言显得至关重要:引导好了,学生将被点燃热情,主动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甚或改变人的一生;引导不好,就容易让人觉得“水”。
但这种引导能够让学生突破其固有思考范畴、超越固有水准吗?有行知老师表示怀疑,说起一个故事:曾有一直选博雅课的出国党,原以为行知就是应试,有次为凑学分选了行知课后,却大为惊讶,开始反思自己上过的博雅课:
“就像一群科学家给农民放科幻电影,看完后问农民们有什么感想,他们说,看到了一只鸡。原来是电影里某一帧有一只鸡一闪而过。原来你就能看到一只鸡,学完之后,你还是只能看到一只鸡,这课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在他们眼里,博雅的翻转课堂,是学生肚子里还没货,就想让对方倒出来。
比起博雅的“革新”,行知的课堂,更像是传统教育模式的充分“改良”:既以经典篇目为依托,也辅之以各课学案,以填空、问答题的方式引出高考基础知识点;课堂既有讲授,也有小组合作、戏剧表演、动手实验推导;课后作业既有最普通的题目、试卷、作文,也有实践类型的思维导图等创新形式。
去年夏天,北大附中的课程研发如火如荼时,刚入职博雅学院的李韧听了一些行知老师的优秀代表的讲座,十分佩服:行知学院里早有一直在探究本学科的本质思维并做出成果的人。
然而不可否认,他们之间最根本的差别,其实只有一个:高中教育的目标,应该以高考优先,还是以培养完整独立的人格为首?高考和全人教育,是否真的互不兼容?
躲不开的高考
无论乌托邦如何美好,北大附中终究建立在现实的地基上。教育改革最直接的代价,简单粗暴地反映在了高考排名上。
在一些人看来,北大附中高考排名下降,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但这在数据上似乎很难说能找到确切的对应:2016年北京市高考成绩刚刚出炉,在官方通告中,整体而言,北大附中的一本率依旧接近100%;就近年的其他指标来看,以改革前的2007年为例,北大附中上600分的人数排在第五,处于重点中学批次的第二梯队,而近年具体排名大体在第六至第九的位置,虽略有下降,但梯队位置似乎并未大变。

明德书院活动室
“这些数字没有意义。”孙玉磊直言。这与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说法不谋而合:“不要用考上清华北大论中学办学成功。”
不过,有老师感觉,近两年因为高考带来的各方压力,学校改革的步子在往回收了:比如,行知学院在课程中逐步融合高考知识点;又比如,去年夏天开始的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课程研发活动,到了年底便偃旗息鼓,而各学院院长的直接上级由课程委员会调整为高中部校长。
这不得不让人觉得是回归高考的某种信号。
最焦虑的还是高考孩子的家长。开家长会时,很多老师都会见识到这样的家长:或愤怒或焦急地找到孩子的任课老师,或质问或哀求,“孩子本来初中成绩很好,到了北大附中以后,每天都在打游戏,成绩也不行了,学校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
有老师是这样应对的:“说实话,您孩子的问题只是更早被暴露了。自我管理能力不够的话,就算没在高中荒废,也会在大学堕落的。当然,我们学校也有责任。”话中带着无奈。
这几年,北大附中的转学率不低。光冲着名气、不做背景调查而来的家长和孩子,往往要面临最大的冲击。下一个新学期,根据市教委的指令,北大附中还要接收来自北京远郊的150名生源。作为没有自主招生权的公立中学,北大附中能做的只是尽力向新生和家长传达学校章程。
北大附中的老师常要思考该如何把握自由和规则的界限。
有老师说:“最快的学会游泳的方法是什么?扔进水里。”
那么就一定有人问:“那如果是直接把不会游泳的人扔进了大海,而不是游泳池呢?”
不想直接授人以鱼,那谁来授人以渔?然而,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本应当从娃娃抓起,而不是粗暴地扔给某一个阶段的教育,无论是大学,还是高中。
在熊丙奇看来,以高考制度为核心的单一评价体系若无法改变,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无法真正关注学生个体和兴趣发展的:“无论看上去学校改革多热闹,只要是按照高考分数来选拔、录取学生,中学就没有太多自主办学的空间,因为所有的招生权、投档权、计划审批权都掌握在政府部门,它抓住高考这个核心,对整个基础教育进行计划管理。所以,在高考制度不改革之下的课程改革,是形式大于内容,甚至是‘伪改革’。当然,也不可全部否定学校的努力,但说白了,它们不过是在单一的评价体系之外,略微关注了一下学生生活、精神、人格的教育而已。”
90年代
二十多年前,北大附中远没有今天这么热闹。
北大附中的位置本就闹中取静,明明离马路不过百米的距离,但从教学楼窗口望出去,入目皆是一片葱郁和树影斑驳,偶有鸟叫蝉鸣。90年代,在同样的地方,博雅学院的李韧老师度过了她的中学时代。

李韧老师在博雅学院教室
那时候的北大附中同样自由。比起别的高中,他们可以更少地穿校服,体育课、各种活动也比其他学校多。大概因为60年代建校之初,最初的老师皆是北大学子,就此把自由的校风沿袭下来,成为了北大附中一贯的传统。
由于它基本只接收北大、中科院的教职工子女入学,李韧喜欢用“知识分子的孩子”来形容当时的学子:略带清高,没有过分的野心,对经商从政都不太有兴趣,对于“成功”、“人上人”这种概念淡漠。虽然没有如今的改革,但也不乏在知识精神领域去自由探索的人。
李韧并非怀念过去:那时候前后几届人,确实没有出现所谓出类拔萃的社会人物。只是在她眼里,如今的北大附中,显得有点浮躁:“校长也是从北大这种自由传统中走出来的人,他想要还给学生教育应有的本质。但那个本质是什么?可能因为校长是理科出身,比较强调培养学生的行动力。但比起行动力、领导力这些词,我可能觉得懂得爱、有能力追求幸福,更加重要。”
去年,在做过记者、编辑、非洲志愿者、全职妈妈之后重回北大附中,她开创意写作的博雅课,带学生到校园里触摸感受一棵树,做瑜伽,用剪下来的字词重新拼诗……她想唤醒孩子们对这个世界的敏锐感觉。
这也是她希望用创意写作传达的价值。
自由
由于种种原因,当年的校园风云人物吴博石高考失利,抱着“打死也不复读”的想法,最后去了“以前完全没听说过的”华东政法大学攻读法律。
失败了么?
法律专业正合他的心意。他已经不再满足于校内活动,从大一开始就走出校园,到各大律师事务所实习、联合各高校法律系为高中生做法培……相比起大部分刚开始在迷茫中探索自我的大学新生,他的目标和规划的确领先别人不少。今年秋天,他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攻读法律硕士。
当年的愤青少年吴博石写过不少文章和段子,公开讽刺学校各种“扰民改革”。没人阻拦、警告,甚至恰恰相反——时至今日,他曾经的“奇葩语文老师”孙玉磊还能快速从电脑记录里翻出吴博石讽刺校长的一个段子,津津乐道为创意写作课上的优秀范本,讲了一届又一届。
而被他讽刺的王铮校长,则在他毕业后,“自掏腰包请我吃了顿饭。”
如今,回想过往,吴博石觉得当年的自己幼稚,却也明白了何为“自由开放”。
“在北大附中,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它永远在变。”在北大附中的几天里,不止一个人对我这么说。
本刊记者|邱苑婷 图|梁辰
编辑|张欢 rwzkshangy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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