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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我从来都是独行侠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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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17 02: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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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在家里 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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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健康的市场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你必须像小丑一样上蹿下跳。在这种情况下,奖项和市场我都可以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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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从绿树摇曳的大门外走来。她戴一顶卡其色草帽,一副黑色墨镜。和年轻的偶像们不同,它们主要用于遮挡太阳,尤其在武汉,在夏天。


这里是汉口某间写字楼内的咖啡馆,僻静、简洁,有硬朗的工作气氛。“我常在这里打电脑。”池莉说。


按照身份证上的生辰(母亲记忆可能有误),池莉59岁了。皮肤依然是白,额头和面颊有光泽隐现。带皱褶的眼角和浅陷的眼眶并未显出疲乏,而是收住很多锐利。她的颈部、右手手腕,以及左手无名指上,无一不有饰物点缀。但那吊坠、手镯和戒指,大都由木或石造就,它们近乎一种悄无声息的存在,并不争夺她的光彩。


她精心挑选了浅黄和粉红两块蛋糕,不是给自己。咖啡上来两大杯,少糖。“女孩子都怕胖。”她笑说。


池莉对许多事物有要求。出版人生第一部诗集,从设计、装帧,到字距行距,她逐一和美编切磋议定;最后一次读者见面会,她特意穿一身青花蓝真丝旗袍——在国外朗诵小说时,众人着西式礼服,旗袍是她作为“保守”的中国女人最隆重的穿戴;她缝衣、做菜、做运动,时时刻刻保持洁净。


“一件事物如果是有形式感的,那么它一定要美。这个值得研究,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可能和文学也有关系,有时候我写得很朴素,但我知道它是美的。”这次她终于下了决心,把最富形式感的诗歌作品公之于众。她低声吟诵了两句:爱人或许不在身边,情歌总在;战争或许不在身边,危险总在——“真的好美。”


这是池莉常用的句式。她还会说:“真的糟糕”,“真的愚蠢”,“真的羞耻。”“真”字被拖得极长。和她交谈,仿佛身处一条湍急的情感的河流,时刻有被卷走的可能。




撕碎绫罗绸缎


池莉生在长江边,从小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外公家族经营船队,家境殷实,却在“公私合营”大潮中没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运动过去,埋在地下的金子挖出来,继续过普通人家望尘莫及的生活。


池莉记忆里的外婆静静坐着,有丫头专门为她梳头,发髻乌黑,梳得整整齐齐。每到腊月,家里来一个师傅和一排小工,为每个人量身做新衣。纯金扣子一排排发光,有梅兰竹菊各式花样,冬天缝冬天的花,春天一到,就全换成春天的。那时她五六岁。


文学启蒙也从家中藏书开始。《红楼梦》里男男女女是看不懂的,只觉得元小令软绵绵,读起来像丝绸。普希金、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俄国作家最先看。小学发语文书,整本里没有她不认得的字。从此上课只留一半心,另一半用来写诗作文。


10岁那年,“文革”开始。出身清贫但做了干部的父亲被直接打倒,母系成分不好,红卫兵一次次来抄家。抄完首饰盒,还要抄她装诗的小木箱。她吓得不能睡觉、发高烧,“人死过几次又活了。”在学校也要垂头站在台上,被同学泼墨水、画漫画,只有语文老师尽微力保护她。因为写诗,她被几次告发,“下场”是自己失学,友人入狱。


可笑的是,一首“最浅薄最装腔作势”的《雷锋之歌》恰巧在她23岁时出版,正式开启写作之路。之后三十多年,她再未公开发表诗作,还几次烧毁诗稿。“暗暗,有一种期待,那就是:诗集一旦出版,恐惧不治而愈。有生之年,不再屈服于羞辱,不再过度害怕他人,不再总是更多地感知生命的可憎。”池莉在诗集后记里写道。


绫罗绸缎被撕碎,美与丑、日与夜强行颠倒的少年时代,也给予她作家的眼睛。“我当时也觉得不应该有恨,他们是被人怂恿的,操纵的。但那奠定了我写作的方向,必须面对苦难,关键是你要认识它。对一般人来说,认识不透没关系,但对作家,认识不透创造力绝对下降。靠技巧可以写出看上去不错的东西,但沉甸甸的思想力、剖析力不够就不行。所以需要漫长的,一点一滴的认识。”对于“小市民气”、“不深刻”、“没有知识分子情怀”这样的评价,池莉从不买账。




两次复苏


1975年,池莉高中毕业,下乡成为她委顿生命的第一次复苏。末代知青和早期知青已大不相同,近乎“垮掉的一代”,“一天到晚弹着吉他在田野里唱颓废的歌,只要不把鸡杀光了,没人太管你。”惟一理想就是回城,但也不觉得焦虑——那是迟早的事。


告别挨批挨斗的日子,被撒到一大群“相对来说还是淳朴”的农民中,池莉欢天喜地。大队小学缺老师,几个知青写篇文章给校长选,选中了她。农民拉着她,偷偷塞一个鸡蛋,说,“把我们家孩子教好啊,你随便打随便骂,一定要教好。”


农村学生仰慕城里来的老师,围着她说这说那:“你怎么那么白啊。”“你这个衣服好漂亮啊。”一排孩子盯着她在草地上刷牙,“你在干什么呢?”池莉一愣,当场宣布:好,明天第一节课就是“刷牙课”。“家里的盐蘸一点在手上,左边一下,右边一下。”教完学生刷牙,池莉又跟农民学种地去了。庄稼和花草,是她至今喜欢的两样。





●2016年7月16日,湖北武汉,池莉携诗集《池莉诗集·69》与读者交流   图/受访者提供





“包班教了两年,四年级时我回城了,全班同学哭得如丧考妣。因为我们班最好,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我教他们唱歌,朗读诗歌小说,讲文化,还教体育,有的孩子连路都不会走,顺拐。农村老师不会这样,上完课就回家种自留地去了,谁搞这一套啊。”


池莉还谈起一个男学生,小学毕业直接考上重点大学,从农村忽而到城市,贫穷、自卑,很快精神失常,后来死了,“多可惜。”


知青生活的便利还包括有大量时间写作。之后招生回城,就读冶金医专,又弃医从文,考进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最后一届社会生),池莉的写作灵感更“如火山爆发”。临毕业交学位论文,她交的是一篇小说,《烦恼人生》。


《烦恼人生》写轧钢厂工人印家厚的一天。从半夜里儿子掉下床开始,到晚上11点36分,他疲惫地躺上床而终。这一天里,他吃路边摊热干面、赶轮渡、挤公交,在单位遭遇莫名其妙的不顺利,像极了这座城市里为生计奔忙又被生活吞没的某个人,或是他的熟人。“你们谁不是在网中生活?”作者在小说里问。


可如此大肆书写工人阶级的烦恼,不把他们视为英雄,此前是没有的,“得改。”池莉穿条上海买来的黄色连衣裙,冒着路人灼灼的目光和一颗毒太阳过江,去省作协找《长江丛刊》编辑。“这里适合昂扬一点,那里再英雄主义一些。”编辑老师讲一下午,她老老实实听,但有的可以改,有的决不。


1987年,《烦恼人生》在《上海文学》首发,主编周介人在卷首语里写:一个主义开始了——新写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文艺评论,称赞她是敢说真话的作家。坐轮渡被认出,所有人凑过来和她讨论:你写的“网”是什么意思?谈了一个半小时下船,人群又自动让出一条路,还有人为她买来热干面。全国各地搞签售,书店的柜台快被挤倒了,读者眼泪汪汪握她的手说,谢谢你,帮我们说话。


“当时买书的人比现在买奢侈品的人多,排队啊,抢啊,托人找关系啊,用毛衣换,用自行车换,用收音机换,个个爱文学爱得不行。”池莉也送过自行车,换来一套《基督山伯爵》。




投入创作的壮年


早年池莉爱争辩,听人批评她作品太生活、太市民,势必当众吵起来。“很多人不懂穿,吃了饭之后嘴边流着青菜汁和汤汁,走没走的样子,坐没坐的样子,完全被生活毁坏的知识分子。有什么资格欣赏文学作品?有什么资格说别人琐碎?”她懂得蔑视对方是最有力的回击。座谈会她也不屑,常常会开一半,便拂袖而去。记者大张旗鼓来采访,她不睬、不见。因此在武汉文艺圈子里落得坏名声:池莉这个人,拽得很。


她当了17年武汉市文联主席,和19年全国人大代表。做主席主要是“当个旗帜飘一下”,为单位多争取点经费,多要点编制。做代表的前10年是糊涂的,后10年越来越清醒,对一个政府怎么运转,什么机制是好的机制,在认识上“有质的飞跃”。








如今的她极其忧国忧民,但那是对群体而言。对个人,她日趋宽容,“慈悲为怀”,比如从不批评同行。“不是为了不产生矛盾,也不是会做人。有一些作品是写得不好,但可能他的能力只有那么多,他已经很难受了,他也想写得更好,你为什么要说人家?”


池莉决意不再公开露面,她要收缩自己,节省时间,以投入她认定的创作的壮年。“生活如此庞大,个人如此渺小,要一点点写出来,我想,就要穷尽所有生命。”


若非热爱写作,池莉说她会继续行医。在医学院第一次上解剖课,一具尸体摆在面前,同学们无不腿软、后退,只有她凛凛走上前说,我来。肱二头肱三头肌,一二三四分得清清楚楚。这种谨严、细微,以及近乎冷漠的工作习惯,日后也帮助她写作。多年后,她对自己的解剖是:我这个人,性格不好,人品好。




文学的发生要像一朵花


人物周刊:新写实和先锋小说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但作品的样貌截然不同。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在技法上摒弃了西方的影响?


池莉:阅读影响写作,不是直接的关系,至少对我没有直接的影响,而且还隔着一个过滤塞。所有外国小说在中国找不到它的模特,我从来没想过(在技法上)学他们。但西方作家的视野、审美观、知识,以及他支配语言的能力,会影响我。


人物周刊:你笔下的人物是怎么出现的,在脑海里先有一个形象?


池莉:一个人,或是这个人的灵魂,有面貌,也有灵魂痛苦的程度。他表现在某种细节上,被我揪住了。有时候就是一张脸,就那么看着我。每次都不一样的,千变万化。我不需要工匠式的学习,说必须有一个流派的基本功之类的,我天生就适合做这一行。


人物周刊:饮食男女、市井生活是你写得最多的内容。你只是希望还原他们,还是也带着批判的意味?


池莉:以“我”为主导的批判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不喜欢意识形态的东西。我希望文学的发生本身就像一朵花,真的,你不要变成一把匕首。花就是让人看你怎么盛开,怎么优雅,再怎么衰败,怎么被残害,那他在内心深处就会跟着换血。至于我对社会的思考,我作为人大代表这么多年对政治运转的观察,我会埋在脚下,但决不让它影响文学。


人物周刊:事实上你对人的生存境况是不满的?


池莉:我这么写,肯定就是不满。但我不用小说来叙述不满。现实就像一幅画,就摆在眼前。


人物周刊:比如《生活秀》里的主人公来双扬,你对她的独立是赞赏的吗?


池莉:来双扬的独立是付出巨大代价的。作为一个女人,她是应该得到尊重的奋斗者,但她也是失败的。


人物周刊:失败在何处?


池莉:全部都是她付出,没有人爱她,这是很不公平的。《生活秀》就很奇怪,捧红了一个鸭脖,大家没看到,最后来双扬一个人坐在吉庆街,完全历经沧桑,冷得不能再冷了,那种心酸。包括和那个男人的关系,没办法继续下去。凡是涉及到爱和自由,全部都被杀死,不可能拥有。你是最顽强的女人,只能靠劳动养活自己,其他你就不要想了,是很凄惨、凄凉的结尾。但是,好多人看不出来。









人物周刊:这是为什么?


池莉:中国读者被教育到比较愚昧了。法国读者喜欢我的书,他们觉得太尖锐了。中国读者只看到平庸、琐碎,但他不去想这是谁造成的。


人物周刊:应该如何归咎?


池莉:一切糟糕的变化,都是从消灭文化来的。人们逐渐变狭隘、变僵化,变冷漠,变麻木不仁,变不会思考,变傻。80年前的民国,有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讨论,以胡适为首,那个讨论震惊全国。胡适说得非常好,一个政党选择独裁的时候,全中国只剩下一个爱国者,那就是独裁者自己。其他人不敢说不爱。但实际上人们会把心思转到物质上,全是物质。他没有其他的权利,没办法谈,没办法追求。


人物周刊:按1957年出生算,你如何评价这一代作家?


池莉:我觉得幸运。比如王蒙、张贤亮、刘心武那一代,很容易停留在极左的伤痕里。年轻的一代人,历史对他们来说不延续,一天到晚灌输,你就可以被砍断了。50到60年代出现的这一拨,他经历最丰富,阎连科对饥饿有很深的痛苦,而我是被剥夺的痛苦。我知道什么是“优雅”,什么是“气”。你别跟我说地主都是坏人,你骗不了我。


人物周刊:你怎么观察生活?


池莉:我的眼睛就像一个高倍摄像头,一眼扫过去,若干年后我小说的一个片段可能就是那个人。我从来不忘记我看到的。所有人都说我现在深居浅出,没有啊,我经常在陌生人当中,在大街小巷,或者“嗒”一下冲到江边拍洪水去了。我太熟悉这座城市了,没有我不知道的。





●2010年夏,池莉走访错误湾西蒙城  图/受访者提供




人物周刊:总体而言,你听到的批评比表扬多吗?


池莉:多多了。我是坚持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符号,就是要还原人的生活。镜子和其他一切都不足以让我们了解自己,唯有文学作品。“生动形象”,听起来简单,写起来太难。我可以把句子写得很花哨,花拳绣腿谁不会啊,我们读过那么多书,抄都抄会了,但真的洗尽铅华,把中国人的面貌端出来,这就是本事。




文字是作家的脸


人物周刊:你一直是严肃作家中书卖得比较好的,读者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奖项的肯定和市场的肯定,更想获得哪一个?


池莉:中国的商业市场特别不健康,很多东西靠炒作,垃圾书到处推销,有的靠某种权力往下灌,各种奇形怪状的事情会发生。小说是城市消费的文化,它会像商品一样流通,如果是健康的市场,我当然是宁愿要读者。不健康的市场就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你必须像小丑一样上蹿下跳。在这种情况下,奖项和市场我都可以不要。奖项我已经得很多了,该得的都得了。


人物周刊:你有很多文学圈的朋友吗?


池莉:我从来都是独行侠。


人物周刊:是否有地域的原因?


池莉:没有。我所有出版都在北京上海南京,作品改编也都是集中在这些地方。早年我天天跑北京,还在北京拿到过一张买房的票,差点买了。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偏远。我的性格真的是怕人,一群人时我就不知道说什么,我不能和大家在一起。可能我从小被孤立,那就算了,我永远都是自己一个人。前天那个发布会,出版社要来,文联领导要来,我求求他们,一个都不要来,我只和读者在一起。


人物周刊:早年王朔改编过你的小说,你们有些交往吗?


池莉:王朔倒算是我哥们,同气相求。比如我跟王朔聊天,互相之间不会有愚蠢的问题。还有一个,人品,王朔真的人好,作为男人太好了,永远怀里揣着一打钱,只要是女人和他一起,绝不用买单。


人物周刊:你们也都不爱拍照。


池莉:拍照真的太愚蠢了,会影响我们谈话。我不赞同杂志放照片,为什么呢,因为作家的文字就是她的脸,而她的脸不是她的脸,她的脸是假象。比如我的脸可能是我保养出来的,但和我的人没有关系。娱乐明星的符号才是她的脸,她什么都拍,她用脸说话。拍照很难抓住作家,拍我在书房里抽一根烟,装作深邃的样子,哇好深刻哦,鲁迅哦,这都是很错误的观念,是在教化读者,凡事要做个状。


人物周刊:你写过很多光彩照人的女性,比较近期的《她的国》里有女同性恋的暗示。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吗?


池莉:女人要被看作一个独立的人来爱护,来拉椅子,而不是当作一个玩物和附属品,你给我生孩子,你漂亮我占有你,拿出去有面子。但我不是主义,不是一定要怎样,大家都这样,所谓主义就是有旗帜口号,就涉嫌专制,专制一定是个错误的东西。


人物周刊:是否考虑过换一个城市生活、写作?


池莉:我在北京上海待过很长时间,写东西啊,卖电视剧啊,最后都没东西吃了,不好吃。就文化来说,我也喜欢武汉。外地人会感觉武汉人比较粗,其实武汉人是你先对他们好,他们命都不要。比如去买小葱,一块钱一把,你说这么贵啊,他就说,你不买就走,但是你要说怎么这么便宜啊,你太可爱了,他就说那多给你几根。武汉人是特别需爱的人,只要你表现爱,他一定会投桃报李。


本刊记者 丨乔芊  
实习记者 丨吴戊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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