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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一块20年的中国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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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22 01: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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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2月1日,广州街头。摄影:方迎忠/新周刊


20年来,《新周刊》是中国社会趋势的记录者、观察者,同时也是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者。它就像一块切片,生动鲜活地勾勒出中国的走向。


文/谭山山


1996年8月,一本叫作《新周刊》的杂志在广州诞生。


创刊号叫第零期,而不是第一期,封面标题是“中国可以说不”,封面用的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合照。当时杂志社驻北京的负责人冯博拿到创刊号后给人看,众人都惊呼:“这是杂志吗?”


冯博是当时的《新周刊》主编封新城在兰州大学的同学。1996年7月的一天,封新城给冯博打电话,说:“办个杂志,你参与吧。”至于要做一本什么样的杂志,用封新城的话来说,就是一点《时代》、一点《人物》、一点《新闻周刊》,都糅在一起。


那些惊呼这本创刊号不像杂志的人,一来是因为它有着和当时的主流媒体截然不同的视觉表现——8开的大开本,纸张采用新闻纸,从图片到版式都令人耳目一新;二来,它的选题、报道方式、标题乃至文体,也和其他媒体不一样,通俗地说,就是“说人话”。


新视角、新概念、新表现,“我们所有的努力,就为了新一点”,封新城在创刊辞中这样写道。这既是对杂志的追求,也是对读者的承诺。从此,这本杂志开始了它对急剧变革的“新新中国”的社会世相、人情心态、时尚新知、生活方式的长期关注。“为中国记事, 为人民表情, 为时代立言。”(封新城语)


我们有备而来。


1996年8月,《新周刊》创刊号封面:
中国可以说不


从“我们所有的努力, 就为了新一点”到“观点供应商”和“时代前沿观察家”,《新周刊》 以“新锐”为旗帜,为演进中的“新新中国”注入了一种全新的精神气质。——封新城


正如前《新周刊》总主笔肖锋所说,《新周刊》赶上了好时候,赶上了一个千年未遇之变局。“问题像蚂蚁搬家一样,一个接着一个。西方传媒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国人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他们300年的历程。按这个说法,我们处于一个压缩饼干式的社会之中,那么多问题等待解决,那么多情绪需要呐喊。每当这个时候,《新周刊》就蹦了出来。”


迄今为止的470多期《新周刊》,封面标题用得最多的字眼是“中国”:《中国不踢球》(1997年号外)、《感动中国》(59期)、《中国缺什么?》(65期)、《中国梦》(83期)、《寻找中国刀锋》(130期)、《改变中国》(150期)、《玩吧,中国!》(158期)、《还有多少中国味儿》(180期)、《中国欲望榜》(207期)、《软中国》(224期)、《绝版中国》(235期)、《中国单身报告》(252期)、《奇异中国》(281期)、《中国怎么想?》(300期)、《中国控》(323期)、《中国有多贵?》(341期)、《中国腰围》(379期)、《下半夜的中国人》(392期)、《丑陋的中国男人》(426期)、《中国想不到地图》(450期)……



1998年5月16日,广州清水吧。就在这一年,《新周刊》推出《网络就是新生活?》专题。摄影:严志刚/新周刊


可以这么说,《新周刊》是有“中国情结”的,堪称不折不扣的“中国控”,把记录和归纳中国社会、文化的流变视为一种责任,同时具有一种“问题意识”:从“中国缺什么”到“中国有多贵”,这些对中国的追问,正是“新锐”的鲜明体现。


《新周刊》初期以愤怒姿态出现。“《新周刊》无论选题还是表达方式,其实颇多‘新锐’包装下的愤青式冲动和张狂,有的干脆就是‘说不’语境下的集体宣泄——诸如《让人民有钱》《邓小平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中国不踢球》《我爱你!》《下一个100万怎么挣?》《弱智的中国电视》《阻击霸权》《砸烂电视》《中国缺什么?》,无一不是心直口快。”封新城这样总结道。


1999年7月15日,《新周刊》第63期:
砸烂电视

当新世纪到来,《新周刊》不再“愤青”,转以生活趋势观察家为新定位,“卖观点,更卖生活方式——从《新三十而立》《娱乐新世纪》《我为网狂》《飘一代》《无厘头.COM》,到《住得像个人样》《第四城》《日韩流》《她世纪》,再到《80年代下的蛋》《中国欲望榜》,新鲜热辣”(封新城语)。


单从封面视觉来看,《新周刊》也“非常中国”:如果走过《新周刊》杂志社那长长的封面陈列廊,你会发现,喜庆的红色、显眼的黄色(也就是国旗色),是这本杂志经常运用的颜色。从发行部门的反馈来看,红色、黄色封面通常都好卖,而冷色调、浅色的封面如蓝色、米色、粉色,就可能不那么理想。这一“红黄必大卖”规律,屡试不爽。


前《新周刊》主笔令狐磊写道:“今日之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全新意义的‘新中国’。殊为难得的是,这‘新中国’的成长中,《新周刊》不仅仅是个记录者,还因其‘新锐’进而演化为参与者。一如美国《时代》周刊、《大西洋月刊》与美国精神的特殊联想,在《新周刊》,亦暗合了这种关联。甚至不妨说,《新周刊》表达的东西,正是这‘新中国’要表达的东西。”



2002年8月1日,深圳,广深城际列车穿城而过。远处那栋又瘦又高、顶上有两根天线的摩天大楼,是深圳的地标建筑“地王大厦”,也是深圳当时最高的建筑。摄影:姬东/新周刊



《新周刊》的专题像是给社会扎针,找准麻筋用力一扎,一扎一跳。——王志纲


《新周刊》对中国世相的记录和梳理,给社会学提供了研究文本;而运用社会学原理来把握选题,是《新周刊》的拿手好戏。前《新周刊》总主笔肖锋回忆道,《新周刊》讨论专题时他最经常被问到的一句话是:“这个问题社会学怎么看?”以至于后来演变出一句玩笑话: “社会学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可贵的是,杂志社这帮人还真什么都敢装。”肖锋说。


肖锋当年给新员工培训时,会要求他们在每一点上发现和体现社会趋势,因为《新周刊》是一本社会趋势杂志,是“趋势观察家”。台湾媒体人就很羡慕《新周刊》,一直有那么多趋势可以做。这些年来,《新周刊》对阶层、代际、城市、互联网等领域的持续发言,备受关注。


以代际观察为例,《新周刊》对代际问题的关注,始于2000年——这一年,继第1期推出《新三十而立》之后,又在6月推出著名的《飘一代》。为什么《新周刊》愿意在代际问题上大做文章?肖锋的回答是:“因为它们是这个时代戏剧中最有趣的部分。”



2001年3月15日,《新周刊》第103期:
80年代下的蛋


《新周刊》是最早关注80后这一代的传媒,用2001年的《80年代下的蛋:80年代生人全景调查》、2004年的《中国青春痘》和2006年的《我世代》为这个世代画像。之后,《新周刊》用“F40”为60后命名,并如此描述他们:“一半是凝重的传统,另一半是自由的天空;一半是革命的尾声,另一半是开放的先声;一半是诗意,另一半是商业;一半是积累财富的市场掘金客,另一半是播撒理念的麦田守望者;一半是被世界主宰,另一半主宰着世界。”


对90后的关注,《新周刊》是从2004年的《还有多少中国味儿》开始的。当时的语境是,“80年代下的蛋”还没完全孵化,90后已经开始暴走。这些吃麦当劳长大,生下来就接受英语、网络、全球化名牌和“小燕子”熏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隔百年的新一代,不免令人焦虑:在急速转型的全球化年代,他们身上到底还有多少中国味儿?


2015年3月1日,《新周刊》第438期:
95后,我们可以谈谈吗?


此后,《新周刊》在2009年的《他们不是另一代人,他们是另一种人》和2015年的《95后,我们可以谈谈吗?》两期专题探讨90后。有一个有趣的细节:95后那期,本来拟的标题是“95后,我想跟你谈谈”,后来改为“95后,我们可以谈谈吗”,态度上有所软化。但其实对于95后对此的反应,编辑部抱悲观态度:我们这些老帮菜问95后要不要谈谈,他们肯定会直接回答“不想”。

“再过50年,那时《新周刊》可能早就寿终正寝,人们重新翻出这本杂志,看看这个时代在发生什么、人们的思想和欲望状态,那他就找对了样本。《新周刊》就可以起到这种社会切片的作用,比起规范的学术刊物,它更鲜活动态、仪态万方,有时还令人遐想。难怪在海外人士看来,《新周刊》最具可读性,因为它简约地勾勒出这个社会的最新走向。”肖锋这样表示。



2006年5月1日,北京,沙尘暴天气中蒙着纱巾出门的路人。摄影:阿灿/新周刊



我们的“新”其实体现在人们对于某些事的追求,体现在对人们生活方式更新的一种反映和折射上。——封新城


2014年,《新周刊》发生了一个变化:从这一年的10月1日刊起,杂志封面LOGO上那行小字,从“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改为“中国最新锐的生活方式周刊”。


其实,《新周刊》早就是生活趋势观察家了,可以这么说,《新周刊》实际上卖的不是杂志,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早期的《新周刊》和多数中国传媒一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时政,追逐热点新闻;而“生活”,不过是小情小调而已,可以作为点缀,但不能当主菜。然而,“中国不踢球”“砸烂电视”的咄咄逼人固然让“愤青”觉得解气,但另一些读者显然更青睐《城市魅力排行榜》、《找个地方躲起来》《第四城》和《飘一代》等非时政题材。


以《第四城》为例,同行们还在就“成都到底是不是中国第四城”这一议题争论不休,却有一些观察家敏锐地发现,关键可能并不是为城市排座次,而是对这座城市的独特价值的认可:一座慢悠悠、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为什么不可以被评为“第四城”?



2000年9月15日,《新周刊》第91期:
第四城


到2005年创造性地提出“生活家”概念之时,《新周刊》的生活观已趋向成熟。以这一概念为中心,《新周刊》开始构建关于生活方式的系统论。其核心就是,强调人才是生活方式的主体和载体;因此,人是万物的尺度,也是生活方式的尺度,而物质不是。


学者王鲁湘曾把自己这代人比作浮士德,而《新周刊》成了魔鬼靡菲斯特,“它非常热爱生活,把我们从书斋中拉出来,回复对生活的乐趣。而且它还始终是欢乐的,即使是说一些沉重的话题,也是跳着舞告诉你”。王鲁湘认为,80年代是清教徒时代,到了90年代之后进入欲望时代,欲望时代的思考方式和清教徒时代肯定不一样,这个时候,《新周刊》的出现,正当其时。


那么,《新周刊》卖的到底是一种什么生活方式?《新周刊》不告诉读者怎么做饭挑餐馆穿衣服,那是时尚生活类杂志要做的;它也不高来高去地鼓吹如何有品位讲格调,那是《罗博报告》那类高逼格杂志做的;它要做的,是告诉读者,一切的变化,最终都是生活方式的变化,生活方式的进步,才是社会进步的真义所在。



2014年5月1日,《新周刊》第418期:
生活家的家


《〈新周刊〉的生活观》一文中这样写道:


“翻翻近十年来的《新周刊》,它简直就是一部健康生活方式的绝好教材: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回到内心和性情最可贵(《钝感的力量》《高调隐居》《大理,让人变小》等);在一个金钱主宰一切的时代,生活本身的内容最重要(《穷忙族》《做点无用的事》等);在一个谎言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年代,回到常识很有必要(《回到常识》《中国人为什么爱撒谎?》等);在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善良友爱的情感不能丢(《友善经济》《小的善》、《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等);在一个盲从跟风的时代,自我与个性最不能丢弃(《橡皮人》《有一种毒药叫成功》等);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慢下来去品尝生活的深意最难得(《给我生活,地方随便》《急之国》等);在一个社会全面粗鄙化的时代,品质和腔调最有价值(《民国范儿》《先生》等);在一个科技发达到让人异化的时代,精神的自由最重要(《微革命》《喧嚣的孤独》等);在一个华丽丽的大时代,宁静朴实的小日子最值得珍惜(《大时代的边上》《小日子》等);在一个被创新之狗追逐着向前奔突的时代,回过头去找寻失去的传统更有意义(《痛打创新狗》《故乡》《悲观是我们共同的信仰》等)……”


2006年,《新周刊》创刊十周年特刊:
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体温


《新周刊》教会了中国期刊做策划。——张伯海


有人曾这样评论《新周刊》和《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是世界观,《三联生活周刊》是方法论;《新周刊》是写诗的,《三联生活周刊》是写小说的。


其实,《新周刊》在杂志操作上是有方法论的,或者说,是有“套路”的。封新城曾表示,在新闻都是共同资源的今天,能否处理得更加有技巧、有灵气、有思想,是由一种思维方式决定的。“避开大家一窝蜂地去追的那个方向,然后找到一个好的角度切入的方法,我想这的确是《新周刊》这样做了以后才被突显出来的。”


《新周刊》副主编周可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新周刊》的“新”:


一是新思维,即创造一种重新整合新闻资源的方法。1997年首创的“年终大盘点”就非常《新周刊》化,这里面有两个东西是有价值的——一是“十大”的归纳和整合方式,二是“愤怒”“感动”“忧伤”等感性化的思路。这两样东西现在已成了众多媒体处理新闻素材的通用手法。


二是新观念,即概念化的提升、对报道角度的重视。一个好的有价值的观念,只有“概念化”并且找到特别的报道角度,才具有传媒价值。有了新的观察点和新的观念,报道就不会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和归纳上。


三是新视觉,从文字和图片、语言乃至版式风格,都要有一种全新的表现方式。《新周刊》在中国媒体中首先彻底抛弃了所谓“配图”概念。在一个好的报道中,标题、文字、图片等要素同样重要,一个都不能少。


2011年,《新周刊》创刊十五周年特刊:
追问中


有了这一整套方法论,杂志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就很《新周刊》——在此,“《新周刊》”成为一个形容词:这个策划很“《新周刊》”,这张图片很“《新周刊》”,这篇文章很“《新周刊》”。至于造榜的做法(新锐榜、中国电视榜、生活方式创意榜、网络生活价值榜等),更“《新周刊》”。


而最“《新周刊》”的,无疑就是《新周刊》的人了。封新城说过,一个人能不能在《新周刊》留下来,要看在气质上是不是和杂志契合。“杂志会要求所有参与人员形成一种企业文化,一种对精神气质的追求。”如果做出来的东西连自己都觉得很不“《新周刊》”,那你就得考虑是不是该调整了,或者选择离开。


作家侯虹斌曾在《新周刊》工作,离开后,她把MSN上的《新周刊》前同事全部归为“旧爱”。“与很多人一样,在《新周刊》工作投入的不仅是精力、时间,还有感情,就像谈了一场恋爱,有蜜月,有龃龉,有‘痒’,有痛苦,一旦分手,就如同失恋一样魂不守舍。”


可以,这很“《新周刊》”——正是因为对精神气质的共同追求以及延续,这些人走在一起,有人离开又很快有人补上,一期又一期杂志做着,一直走到了今天。他们还会继续走下去。



《新周刊》400期特大号与创刊20周年特大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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