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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期望儿子稳重 称其对中国人情世故缺乏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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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14 00:20 |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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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期望儿子稳重 称其对中国人情世故缺乏认识http://news.hsw.cn/shhot/shxw/ 中国常州网 2015-05-14 10:30:24" v& ~5 M$ Z*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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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f% _2 n! C4 p[摘要]思聪比较小(小学时候)就送出去,受西方的教育比较多,对中国的人情世故、社会复杂程度缺乏深刻认识。他在中国,不能用西方学到的方式去做事。- p5 n7 x1 e  L( }6 g' w, p! ]$ f0 l
王健林期望儿子稳重 称其对中国人情世故缺乏认识
  【王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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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岁,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5年3月,福布斯发布2015全球富豪榜,王健林成为中国内地首富;根据彭博华人富豪榜和亚洲富豪榜截至5月1日的数据,王健林以381亿美元的身家超过李嘉诚,成为亚洲首富。
  中国首富,亚洲首富,王健林在朝着世界首富的方向努力。
  短短两个月,名头的更迭对于他而言,只是财富数字的变化,“我早过了需要钱的阶段。”
  这个首富却有钱没闲,今年至今,他唯一一笔个人消费是三套西装。
  关于首富的财富观、足球投资、政商关系、儿子王思聪,王健林有问必答。
  谈首富:三套西服是今年唯一消费
  新京报:很多网友好奇,亚洲首富的一天是怎么过的?
  王健林:我这一天天就是在工作中度过的。每天准时6点起床,7点10分到公司,基本上雷打不动,前后时间差不超过5分钟。晚上下班回去就八点多了,如果我们自己有会议或者有宴请,就九点多、十点多。11点准时休息。
  新京报:你最近最大的一笔消费是什么?
  王健林:订了三套西服,每套2万多。今年以来吧就这一笔消费。
  新京报:今年5个多月以来唯一的一笔消费?
  王健林:对,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钱没闲。订购西服是我常穿西装,其他的能有什么消费呢,没什么了。
  新京报:成为亚洲首富,你觉得是一种必然,还是机遇,或者运气?
  王健林:我觉得有三个原因,首先是自己的勤奋和战略,内因是起主要因素的,如果不说自己是主要因素,那就是胡说八道,中国十三亿人怎么你就冒出来了呢。
  第二个是受益于国家整个大平台,我们正好赶上中国城市化快速进程的十五、二十年。中国在2013年之前,30年之间GDP每年环比递增9.4%,你就跟着坐车吧,你也10%的增长,稍微好一点的企业能20%、30%地增长。这个平台奠定了万达的基础,如果没有它,我就做得再吭哧吭哧,也达不到现在的成果。正好在这样一个国家,也正好赶上了这么一个时代,如果我晚生30年,做这么大会很难。
  第三个就是上市的原因。万达上市后财富被放大了。
  新京报:最近的美国投资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接见了你,都聊了什么?
  王健林:全都是官方语言,就是欢迎你来美国投资,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
  新京报:奥巴马期待你在美国扩大投资?
  王健林:是的。我也表态了,承诺在未来三年至少再投50亿美元。
  新京报:以后会不会逐渐将企业发展的重心放在国外?
  王健林:重点还是在中国。只是我们觉得2020年如果是1000亿美元的收入,我的希望是30%,起码不低于20%是来自于海外,这才是个跨国公司。
  新京报:作为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有没有想过做世界首富?
  王健林:正在朝这个目标努力。我倒不是为了证明个人财富,我是想给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证明一点什么。
  新京报:证明什么?
  王健林: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也承诺我的财产绝大部分会成为慈善基金。我所做的努力就是证明中国企业也可以做得好。我们现在想,2020年万达一定是世界前10名、前20名那种格局的。
王健林期望儿子稳重 称其对中国人情世故缺乏认识
  新京报:有没有制定成为世界首富的时间表?
  王健林:目前还没有。
  谈足球:它带给我刺激、欢乐和痛苦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很多人知道大连万达,还是通过一支足球队的名字,当时你的公司还不算大,投资足球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健林:我喜欢足球,我是球迷嘛。
  新京报:年轻的时候也踢球?
  王健林:年轻时在部队玩过,那不能叫踢球,只是玩过。
  新京报:当时喜欢踢什么位置?
  王健林:中卫。就是瞎玩。
  新京报:从当时的大连万达队撤资,现在又投资了(西班牙)马德里竞技,这些年,足球给你带来了什么?
  王健林:刺激、欢乐,甚至包括痛苦。有赢球时候的快乐,输球时候的痛苦。
  足球在体育运动当中,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强度,都是最大的运动项目之一。一场球能去几万个球迷,它的吸引力,它的变化性,它的不可预测性,都特别吸引我。
  新京报:许家印、马云等人都投资了国内的足球俱乐部,你投资国外俱乐部,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健林:我也不排除投资国内足球俱乐部。只不过我还真不是为了我个人搞俱乐部的。
  新京报:不是为了你个人,那是为了?
  王健林:中国足球最近几年呈现的一个趋势,就是不平衡。俱乐部很高,国家队很低。俱乐部可以拿亚洲冠军,国家队小组赛可以三场全胜,但还不是在八强就回家了。
  我就想怎么改变国家队比较弱的局面,就得从青少年抓起。但是呢,我这个呼吁重视青少年的培养可能很难形成共识,因为这个东西要证明得七八年。
  新京报:所以你就投资了国家少年队?
  王健林:我涉足足球行业20多年,对足球深有体会,当时万达足球在中国如日中天,横扫一切,板凳队员都是别人羡慕的想抢购的对象。那时候我们就是狠抓青少年。我是中国第一个建足球学校的(企业),很早就建了足球基地,建立了五支预备队选足球少年。
  新京报:你认为通过自身努力,能促使我们足球有什么蜕变?
  王健林:我想通过我的努力,使大家更加重视青少年人才的培养,而不是把精力都放在联赛和国家队身上,因为这是把事情本末倒置了,你不应该只重视塔尖的东西,也要重视塔基的东西。
  当中国足球小孩扩展到两三百万人的时候,我相信中国在亚洲绝对一流。
  新京报:投资中国足球,上世纪90年代可能为企业带来品牌荣誉,但是现在万达已是商业帝国,再投资足球,心态上会有什么变化?
  王健林:我就是为热心的中国球迷做些事,这也算是社会公益嘛。投资足球每年好多钱呢。
  新京报: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三个梦想,打进世界杯、申办世界杯和夺得世界杯。
  王健林:是啊。这是习大大的个人梦想,我相信也是全国人民的梦想。
谈政商:“政商关系这门学问比博士后还高”
  新京报:拿“亚洲首富”来说,原来的首富是主要做地产的李嘉诚,然后是搞互联网的马云,现在又被玩地产的你取代,这像是一种轮回。
  王健林:我不是玩地产的。我说过,我必须在三年内或者五年内去“房地产”化。
  新京报:在你看来,去“房地产”化是一个趋势?
  王健林:是个趋势。我们觉得今明两年陆续还有几家上市公司,可能你会发现,我们这些公司的市场价值已经超过商业地产,而且商业地产我也定了,2017年初或年底改名,不叫万达商业地产,我已经想好名了,叫万达商业发展公司,或者叫万达商业服务公司,我不投资了叫什么地产呢,就是作为一个服务者。
  新京报:就拿地而言,低地价是万达的法宝,在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为什么总是万达能胜出?
  王健林:这就是商业模式。当初90年代中期我们就说我们这种搞房地产,第一我觉得现状不稳定,拿了几块地吧哒哒地价上去了,再去拿几块地地价下来了,这不是一个现代企业的模式,应该去找长期固定模式,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做商业地产。
  做商业地产也好,做电影产业也好,不管做什么,做得让别人来求我们就好了,慢慢地,我们通过模式实现了预期。外来看是品牌,二线城市要请我们去,在博弈中就相对有话语权了。
  新京报:听说做商业地产,有个“万达速度”,24个月。
  王健林:内部最长吧,其实我们定的是18个月。
  新京报:有人认为,“万达速度”迎合了个别主政者急功近利出政绩的心态。
  王健林:这是瞎扯,我才不是为了迎合他们的。一个广场十个亿,一年租金一两个亿,你说你干快一点就多出一两个亿。只有快点干。
  住宅和我们相反,拉的战线越长房价越高,甚至一期只推一栋楼,这就是模式决定的速度。
  很多人认为我们是迎合了政府,其实不然,你得为自己着想,我这种模式投资资金大,建得越快才越见效。
  新京报:你说过,你做企业的方法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怎么理解?
  王健林:这是我对政商关系的理解。中国的政商关系这门学问应该比博士后还高呢,可惜高校没有教这门课。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呢,我的这个想法也不一定准确,就是纯粹出于排比对仗,一个亲近,一个远离嘛(笑)。这句话的核心就是要走市场,搞自己的商业模式,但我也不赞成远离政府,在中国我觉得远离政府太假了。你不理政府不理党,显然太假了。
  所以呢,还是要理政府的,可能再小的政府比再大的企业还要重一点。
  新京报:“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这个过程中,你个人的一些特点是否会遗失掉?
  王健林:我主要是为了企业安全,尽可能靠我们的模式打动他,让他们求我们,而不是靠我们,现在反腐败更加证明我们的正确了。
 谈儿子:我期望他稳重一点
  新京报:说说王思聪吧,前段时间,他晒的被人称为“日狗”的照片引起了争论,你知道吗?
  王健林:我看到了。可能他自己觉得好玩,是在开玩笑,但他忽略了中国现在这个网络时代的负面影响。
  新京报:王思聪现在是微博大V,有1200多万粉丝,有人觉得他敢想敢说,也有人觉得他高调张扬。
  王健林:(他个性张扬)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西方成长经历;第二可能与他年龄有关。
  我回想起我年轻时,性格也冲,但是我的冲是比较听话,你让我干什么事儿,我保证哗哗给你干完。那时候我在军队里,哪敢说怀疑领导啊。可能时代不同了吧。
  但我还是期望他能稳重一点。
  新京报:他从小在新加坡和英国长大,作为父亲,在对他的教育上,有什么得与失?
  王健林:现在回头看,我可能有失误的地方。比如说让他在国内读完初中或高中,再把他送到国外去,这样更合适。
  思聪比较小(小学时候)就送出去,受西方的教育比较多,对中国的人情世故、社会复杂程度缺乏深刻认识。他在中国,不能用西方学到的方式去做事。
  新京报:他会经常在网上卷入到一些争议、冲突中,成为热点话题中的主角,你对这怎么看待?
  王健林:我和他有沟通,沟通的时候他答应不再这样做了,但过几天可能又做了。
  新京报:还有人会这样推测,他在网上的一些热点事件,有可能是对万达有帮助的营销手段。
  王健林:瞎扯。万达需要他来营销?
  新京报:但现在很多女粉丝,确实是因为王思聪才愿意逛万达的。
  王健林:我不赞同。我宁可他没有粉丝。万达不需要这些东西。万达需要营销多少亿的人口,我们希望是全覆盖,从2岁到70岁,我们不希望只是一小部分(粉丝)……
  新京报:王思聪是富二代,富二代在中国已经被贴上了标签。
  王健林:现在来说,官二代、富二代,只要是“二代”,自然会打上一个烙印。我觉得这种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改变的,看这些二代人怎么做,怎么走吧。另外,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大,这种富二代,官二代等就会减少。
  看看英国工业史、欧洲工业史,你会发现,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过程当中,都有这种“二代”现状,美国曾经也有。当社会逐渐走向橄榄型,中产阶级多了,教育程度好了后,这些负面的“二代”慢慢就会少了,这是个过程。
  新京报:在父子交流的过程中,王思聪会向你说出哪些困惑?
  王健林:我实话实说,思聪对于现在这种狗仔成天盯着(的现况),他很痛苦。他问我,爸爸,我要不要去国外生活几年。我问他为什么啊,他说他很讨厌现在一点自由也没有,天天被人盯着。我说你去国外几年,时间太长也不合适,短了也不起作用,我说你这样,以后你社会上注意一点吧。
  新京报:但他并没有“注意一点”?
  王健林:可能这是一种潮流吧。也可能过几年,他被过度消费的情况就消失了。
  新京报:在王思聪眼里,他会怎么评价自己的父亲?
  王健林:我不太清楚。他在叛逆期时,肯定会挑战我的权威。比如我说什么话他不听,不服我,觉得我没什么了不起的,英语也不会讲,啥啥也不懂。
  最近两年,我和他的沟通逐渐多了。另外,他也开始做生意了,认识到生意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他老爸做这个生意还不简单。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是严父还是慈父?
  王健林:严父多一些吧。
  谈未来:最大烦恼是接班人的成长
  新京报:你最近读的一本书是什么?
  王健林:日本泡沫十年。
  新京报:为什么读这本书?
  王健林:看看嘛。(笑)
  新京报:你曾说过,你觉得自己的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创新、胆子大、敢闯敢试”,你有没有胆小的时候?
  王健林:胆小?有啊。对规矩,对法律,对制度,我很胆小。因为我不逾越规矩,你看万达企业,敢闯敢试,都是在法律框架里边完成。
  新京报:你会怎么评价你自己?
  王健林:我希望我能维持自己的形象。第一,我是一个正派的人,保持一个正派的形象,所以你看我没有花边新闻;第二,保持一个慈善家的形象,我从来不在乎慈善的排名榜呀,首善啦,万达做慈善是发自内心的,从来不是为了宣传。
  新京报:你现在有烦恼吗?
  王健林:工作、生活中都有烦恼,最大的烦恼是万达接班人的成长问题。我觉得目前万达的复合型人才,不像我们那个年代那么多。
  新京报:复合型人才缺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健林:我在考虑万达接班人的梯队问题。万达这么大的一个帝国,将来该如何办。
  新京报:王思聪以后会接替你执掌万达吗?
  王健林:他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执掌万达。他有他自己的性格,有自己喜欢的领域。
  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在现有梯队中,情商、智慧、执行力高,个人又特别勤奋的人比较少。一个人很聪明,但可能执行力差;另一个很勤奋,但是笨了一点。我在想,与我们那个年代相比,可能缺乏市场摔打的关系。
  新京报:作为亚洲首富,你对当下的中小型企业家或创业者有哪些建议?
  王健林:我觉得人生要有大目标,我的目标也是不断地调整。我不可能一开始就定现在的目标。大企业都是由小企业来的,任何人都有机会做成大企业,最重要的问题是人生要有大目标,要有理想,要有情怀。
  有理想,有情怀,有目标,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如果没有理想、情怀和目标,你一点成为成功人士的可能都没有。
  新京报:站在首富的位置,怎么看待财富,比如钱?
  王健林:我不看重钱,我早过了需要钱的阶段。我儿子都说我,爸爸不会花钱。我不是不会花钱,是没时间花钱。我对钱的感觉是,我不是一个爱钱的人。
  我为什么这么多钱还在努力奋斗呢,就是我有一个梦想,我需要用我和我团队的努力,在世界上创造一个样子,成为让世界敬佩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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