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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这个美国奶奶在中国行走 64000 公里,拍下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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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21 21: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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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这个美国奶奶在中国行走 64000 公里,拍下了这些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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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马格南摄影师伊芙·阿诺德从成为摄影师那天起,就把“到中国去”放在在日程表的前列位置。从1969年开始,她每年都向中国使馆递交签证申请,直到1979年才被允许前往中国。那年,她在中国行走了64000公里,拍下了那时中国最真实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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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无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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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31日,玛格南图片社的美国籍摄影师伊芙·阿诺德(Eve Arnold),在伦敦登上前往北京的飞机。阿诺德的行李是两个大箱子:一个装满了胶卷,另一个装满了包装精致的牛排和奶酪,是她为在中国拍摄准备的“公关”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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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个小时的旅行之后,阿诺德抵达北京。此时正值一场大雪飘落京城,北京的确如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Marc Riboud)所说就像一座巨大的村庄,没有几座高层建筑,白雪覆盖着高度几乎相等的平房房顶,城市被道路和胡同切成一个个的方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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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人们穿着蓝灰色衣服蹬着自行车匆匆来往。看上去,北京或者说中国,没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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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完的妇女被用板车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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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阿诺德67岁,为了这次的抵达,阿诺德等了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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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等了10年的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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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迈出改革开放第一步的时候来到北京,阿诺德可谓是在“正确的时间”到达了“正确的地方”,但在这之前,仅是为了获得中国签证,阿诺德也花了近10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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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是20世纪最出色的女摄影记者之一,1957年加入玛格南,1960年代初定居伦敦,1960年代末开始长期担任《泰晤士报》杂志摄影记者。她对美国黑人穆斯林运动和好莱坞明星新闻的的报道——特别是其拍摄的玛丽莲·梦露,具有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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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萨儿童的空地游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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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自言从她成为摄影师起,“到中国去”就在日程表上占据前列位置。从1969年开始,她每年都向中国使馆递交签证申请。但在1979年前,她的申请一直被拒绝,但她从未放弃,一直在等待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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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毛离开后的中国,是延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还是转向新的方向,成为留给世界的巨大悬念,无数西方记者想尽办法试图进入中国探寻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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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巴黎的摄影师马克·吕布也曾尝试过向中国驻法国使馆递交签证申请,要求前往北京拍摄中国人民悼念毛主席的活动和毛主席的葬礼,他的申请被拒绝。“我们知道你是中国的朋友。”使馆官员告诉他,“但现在我们家里乱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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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乱糟糟的,自然没有心情待客。好在这种局面在1976年10月戛然而止,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1月26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美,中国以一个外交上的华丽转身揭开了新时代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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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的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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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国内,批判两个“凡是”、 “右派”平反、“地富反坏右”摘帽、全面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工业领域的体制改革试点、在珠海和深圳试办特区、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建立、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建设“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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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30年推动中国发展的很多事情都在这一年开了头。1979年,实际上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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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H# K6 H% v9 o▲ 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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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初,她如同往年一样递交了签证申请,很快就接到使馆电话:签证申请通过,经延长她在中国的居留时间可达6个月,更重要的是,她可以旅游者的身份,经国家旅游局安排,在中国境内去她想去的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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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草原的牛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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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中国还没有光闪闪的摩天大楼和高速磁悬浮列车,岳敏君的一幅油画也卖不到200万英镑。在西方的想象中,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就是一大群穿蓝制服骑自行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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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英国《独立报》资深评论员苏西 • 拉什顿(Susie Rushton)为阿诺德拍摄的中国照片写评论,在提到1979年的中国时如此写道:“穿蓝制服骑自行车”是西方对毛时代中国人的基本印象,而当时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大体上也仅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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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00公里的中国摄影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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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中国后,国家旅游局为阿诺德配了一名翻译,并帮她制定了一份十分紧张的拍摄日程。每天早上阿诺德会在5点钟醒来,从床边的暖瓶里倒出热水泡一杯茶,从6点开始一直工作到午饭,饭后午睡一小时,再一直工作到晚餐,晚上拍摄人们的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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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化妆和演出都很复杂的戏剧,以及天真的孩子们欢乐的游戏,在很多工厂和公社里都有。”阿诺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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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月内,阿诺德以北京为中心做了两次长途旅行,行程达40000英里(约64000公里),北到内蒙南至西双版纳,西北走丝绸之路到新疆,西南到了西藏拉萨——这是当时中国政府所允许的外国人在华旅行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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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院审判罪犯和海军舰艇没能安排拍摄之外,这两次旅行没有留下任何遗憾,展现在她眼前的是一个传统落后的中国,也是一个把在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作为目标的中国;一个美丽淳朴的中国,也是一个在贫穷中知足常乐的中国——最重要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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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中国还处于“后文革时代”,“文革”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处处可见, “文革”造成的社会问题也还远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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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阿诺德拍摄了既带有“文革”余韵,又被当作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象征的某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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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工人的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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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拍摄上海黄浦江上,一艘双桅帆船缓缓驶过;医院里,医生先用传统的中医针灸为产妇做麻醉,然后做剖腹产手术(在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中人们也看到过同样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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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镜头下也有苏州郊外的大运河,船在行驶,孩子们吊在船尾嬉戏;河边有一个粮所,农民正赤膊将船上的粮食搬到岸上交公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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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万县县城的十字路口,交通民警手里拿着喇叭指挥着并不拥挤的地排车和挑担人通行;重庆市的一块空地上上演着“山羊走单杠”的乡村马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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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西双版纳,一边是手工插秧,一边是手工割稻,一个女孩用手将稻子撸下来,装进书包;赤脚医生挑着担子在田间地头行医,两只桶里一只装着简单的医疗器械,一只装着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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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大运河上,人们将晒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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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哲蚌寺的喇嘛摇着法鼓念经,妇女放牧着牦牛;人们用地排车运土修路,藏族妇女的铁锨上拴着一根绳子,当一名妇女铲土的时候,另一名妇女就向上拉这根绳子帮助她——多么古老,就像回到了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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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西北地区落后的体力劳动给阿诺德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在摄影集《中国之行》(1980年出版)中特别写到:“中国所见,两点让我铭记在心:在过去30年(1949-1979)中他们已经走了多远;为了摆脱令人吃惊的落后的体力劳动——中国有千百万人还处在这种状态之中,他们还要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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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里1979年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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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阿诺德记录了与“文革”缠绕在一起的另一件大事:知青返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68年底,当时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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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必须有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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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5年年底,我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已达1200万人。1979年初国务院同意知青回城,但回城后很多知青找不到工作,于是在一些城市——包括上海——知青们举行了要求安排工作的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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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上,知青们拿着写有“全市知青联合起来”等字样的标语,喊着“要工作”的口号,年轻而苍老的面容,眼睛里满是迷惘。阿诺德看得出来,在这些人激烈的情绪背后,是被压抑的痛苦和对生活的最基本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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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集市卖花草茶的小商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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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认真地询问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过程和这些人的命运遭际,并为这些青年人的蹉跎青春扼腕叹息:“让我始终难忘的是中国人的精神。1979年,中国刚刚从十年‘文革’中浮出水面,那是清洗与反清洗、摧毁过去也打碎未来的十年,整整一代青年人成为这场动乱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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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保存着农业社会落后的劳动力形式、传统的生活习惯以及淳朴的人情。阿诺德镜头中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工业城市上海,也如同北京一样没有高层建筑,远远看去,整个城市的房顶线平得像没有风的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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