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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平 浪潮里的为吏书生|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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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29 08: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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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平 浪潮里的为吏书生|口述 原创 2016-03-29 卫毅 南方人物周刊: r1 N2 Y7 B!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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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梁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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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没办法左右历史,只能在局部起作用,但影响不了大局。
严平,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前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秘书。最近出版《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以亲历者的身份撰写8位文坛“掌门人”(周扬、夏衍、沙汀、何其芳、陈荒煤、许觉民、冯牧、巴金)的命运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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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之前,严平询问了我们的年龄,她对于八九十年代生人的问题意识感到有些意外。这大概说明某些问题的探讨具有恒久性,某些思虑之忧仍未得到更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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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平认为自己为眼前这本《潮起潮落:中国文坛沉思录》所做的准备还未足够充分,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她甚至从未想过要写这样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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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0年代初,作家茹志鹃就跟她说过:写一本日记吧,就把你每天所经历的如实记录下来……彼时, 严平是陈荒煤的秘书,一个二十几岁的忙碌的年轻人。“带着那个年龄段的人特有的没心没肺,和与生俱来的任性、随心所欲。”当她又想起茹志鹃的建议时,二十多年就过去了。许多人事间隔一定的距离之后,其更接近于本质的外在才得以更完整地浮现。曾经的观察者也会有更多动笔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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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追溯让严平重入苦涩之河。陈荒煤像是石块投入水中的一个点,他周围的那些人荡开去一层层的涟漪。这些涟漪中的人组成了严平思考的群像。这都是当年文艺界的头面人物。他们曾经是单纯的书生,心怀“兼济天下”之念。而当时代的船头调转,他们成为了贵宾席上的要人。“书生作吏”,这是他们共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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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应该对现实投以质疑和批判的眼光,而大多数人在政治的风浪里没有了立场,甚至是人格。书中的这些人,很难谈得上有多好的结局。他们内心的困兽之斗也许从始至终都未曾有个了断。垂垂暮年,反思乃至,即便是幡然醒悟,也是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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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张抗抗在读了严平写的一篇关于何其芳的文章后,写信给她:“你能够把何其芳那么一个‘复杂’又‘单纯’的人物,对于理想的执著追求与内心的矛盾,处理得特别合情合理,真的不容易。既写出了‘诗人’毁坏的历史因缘,也写出了‘好人好官’未泯的良知……那是一种客观的历史态度,也可见作者的善意与温情。要害处轻轻点到,读者已心领神会;既为诗人的‘认真’惋惜,更为革命的严酷怵然……你把这一类人物的‘历史的深度’表现出来了,犹如那个时代活生生立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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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严平强调了自己在写人时的“多元”角度。“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于一代人的影响太深,“惟一性”为她所警惕,她希望能做到的是客观和“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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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平时常想,她书中的这些人没有“作吏”会是怎样?他们的才华、他们的性情会显现出什么样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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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没有假如的,”她说,“因而我也常常在伤感中感到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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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所新来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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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底,“文革”结束不久,我离开部队,回到北京。我是在南京出生的,在北京长大,16岁时下乡去内蒙兵团,18岁去了部队。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山东人,他们都是从延安出来的“老革命”。我25岁从部队回到北京,因为在部队从事宣传写作工作,所以就想到社科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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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兵团时没有思想准备,但到了那里,我很失望。吃苦没什么,因为自己很年轻,但复杂的社会情况却无法理解和接受。在连队上,连长和指导员拉帮结派,互相争斗,被牵涉进去的人都压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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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我跟现在不一样,性格很冲,全连开大会的时候,我站起来就发出自己的疑问。这样,我跟领导发生了冲突,关系搞得很僵,连长站在外面骂我“狗崽子”,后来我病倒了,病得不轻。姐姐当时在山西农村插队,她坐火车到内蒙,又在沙漠里走了一天的路来看我。看到我的样子很惨,她觉得再待下去真不行了,就写信跟我妈说,恐怕还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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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我父亲是工人日报社党委书记兼社长,“文革”中期进了干校,然后又被弄到新疆去。我妈原来是北京工业学校的校长,性格很强,“文革”中受了很多折磨,差点被打死,这时刚刚放出来。她就去找到部队里的老朋友,说老头一个人在新疆不行的,让这个女儿回来去新疆跟着她爸吧,反正新疆也是农村,还更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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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了内蒙古,但没去新疆,又当兵去了武汉。在部队里,我做的是宣传工作,加入了军区创作组,发表过一两篇小说。当我回到北京,要去社科院文学所的时候,我哥还嘲笑我:就凭你写的这几篇小说,还想去文学研究所?但当时整个社会百废待兴,到处都需要人,文学所也要进人,这个时间点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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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社科院还没摆脱“文革”的阴影,各个“派别”还在吵架呢,挺混乱的。另一方面,聪明的人知道要工作了,开始努力想办法投入到业务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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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社科院有两个特点。一方面,社科院像是个大坑,多么优秀的人才掉到这里都听不出声响,因为优秀的人才实在太多了,很多人在外面可以顶一片天,在社科院可能什么都不是。还有一个特点,不是我总结的,是一位老先生说的,社科院就像一个烤炉,再笨的人,你不知不觉就被烤熟了。我觉得我比较像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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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科院文学所报到的时候,我第一个见的是人事处处长。处长说,你有两个选择,要么留在人事处,要么去图书馆。我立刻说,我去图书馆。我从小就喜欢看书,文学所的图书馆藏书非常之多,我特别喜欢呆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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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在延安,周扬与毛泽东、刘少奇交谈 % C8 R% d" I. g% @, Q9 M  f% q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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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个月后,文学所新的几个领导来了,第一次跟全所人见面。所长沙汀挺热情,嗓门也大,但我听不大懂,他一口四川话,还特别快。副所长荒煤讲话,特别压抑,很冷的感觉,后来有人开玩笑说,荒煤的表情去开追悼会最合适了。他很少笑,很忧郁的那种人。他的第一部小说就叫《忧郁的歌》,1930年代,巴金给他出的书。他到图书馆借书,我去给他找,找的都是30年代的书。他的施政演说话不长,也很独特,一开始就说自己头顶还有几顶帽子没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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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煤这个副部长来文学所当副所长却是主管工作,要给他找秘书帮忙。文学所分两派,都来找他,说这个秘书的位置不能用对方的人。后来党委和他商量谁做秘书的时候,想起图书馆有一个刚来两三个月的小姑娘,觉得这个小姑娘还不属于任何派别,那就是她了。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当上了荒煤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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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至1982:新时期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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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荒煤的秘书是1978年到1981年。1981年,周扬把他调回文化部,我没有跟他去文化部。他很信任我,此后许多事情都让我协助,我就成了他的助手,一直到他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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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到1982年,我认为是最艰难的时刻。我写《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这本书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大家知道这种艰难。那是从一个时代转向另一个时代,非常不容易。荒煤5月份来的文学所,7月份麻烦就来了。他到云南开会去了石林,看到阿诗玛,想起了看了当年的禁片《阿诗玛》,特别激动,呼吁解禁,写了《阿诗玛,你在哪里?》,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引起很大反响。文化部当时的领导一下就火了,认为他在找茬。胡乔木一次次找他,让他给文化部写信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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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冯牧、邓颖超、陈荒煤(198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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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觉得这样的事情不可思议。那些年,我看到他面对过好多次这样艰难的局面。了解了他更多的经历后,知道他这么多年都在起起伏伏之中。从延安时期开始,他们就开始自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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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觉自愿地服从组织,并在痛苦的改造和追随中争先恐后。我曾经很认真地问过荒煤,他给我的回答是:“你不知道那个年代,被黑暗压抑的人们,一旦找到了自己以为的光明,就会不顾一切地追寻它。”不顾一切?包括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生命、自己所有的一切?我的内心仍旧无法理解,但知道,这就是历史,一代知识分子转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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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荒煤调入文化部电影局。这是当时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周扬的意思。周扬让他管电影,主要是抓剧本创作。那时候他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对《武训传》的批判刚过去不久,意识形态领域广受波及。1951年,全国只有一部故事片出品,1952年,勉强有了4部。创作人员是提心吊胆。许多老朋友提醒荒煤:电影是个火坑,千万不要往火坑里跳。
那时候的一些人太紧张了,把文艺看得太重了,觉得一本书或一部电影就可以把国家亡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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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最初那些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讨论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我当年采访沙汀的时候,盯着他问,你到底是革命者还是艺术家?沙汀是一个特别可爱的老头,他不喜欢管事情,就喜欢回去写小说。我以为他会回答我,他是一个文学家。可是他特别坚定地告诉我——他是个革命者。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但是他非常坚定,后来我就不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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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汀当年到了延安又想离开延安,这样一走了之,别人会议论,周扬和他关系特别好,在劝说也没有用的情况下给他想了个办法,说给沙汀一个任务,让他回去为延安招揽人才同时又可以写小说。沙汀就这么离开延安,他向往革命,他又那么热爱文学,他相信只有回到四川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才能写出他想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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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一段,我觉得自己当年对沙老的追问有点可笑。我发现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会成这样的人?我关注的是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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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做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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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中,许多人变了。革命以巨大的理由改变着一切。荒煤在政治和艺术之间走钢丝的生涯持续了几十年。我发现,在荒煤老的回忆中,几乎到处都有周扬的踪迹。在这些改变了的人中,周扬成为了文艺界的最高权威。文艺界的历次运动都是由他来主持并做总结的,他几乎成为组织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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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煤说他不了解周扬,我觉得太没有办法解释了。他1930年代就认识周扬,周扬后来又是他的直接上司,他不了解周扬,那谁了解周扬?后来,我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说。他本身就表现出一种矛盾和无奈。周扬的心里也应该非常不自在的。荒煤最吃惊的是,1964年,他从北京被调到重庆市做副市长管工业,要走的时候,周扬突然握住他的手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当时一下子就怔住了,周扬的嘴巴是非常严的,他一向不会表现出这种情绪。周扬当时一直是要保住他,夏衍他是保不住了。周扬曾动员他去揭发夏衍,他说他不干。当时他觉得自己有错,去揭发别人不太好。这让周扬比较失望。后来周扬就和任白戈谈了,让他去做了重庆市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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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春,巴金在上海寓所。后排右:李小林;左: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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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年,“文革”就开始了。夏衍和陈荒煤被认为在电影界形成了“夏陈路线”,遭到严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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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是新中国电影祖师爷。从左翼开始,他就是非常有才而且又有特点的一个人。他没有去延安。所以,何其芳老批判他,说他骨子里的东西没有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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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煤虽然性格忧郁,但骨子里是个胆子很大的人,所以,他和夏衍两个人特别相投,后来被张春桥说成“夏陈路线”。他们懂业务,不是官僚领导。荒煤天天看剧本。“文革”快结束的时候,有人给他往重庆递剧本,他什么也不说,接过来就看。其中有一个《红岩》的剧本,按照江青当时的意思,江姐最后要活着。荒煤给来人提建议,认为让江姐活过来不合适。他还告诉来人,千万不要说他看过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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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书里写的这几个人,除了周扬,其他人都有这样的特点:在办公室是领导,出了办公室就不是领导了。他们是真正喜欢文艺的人。荒煤也是这样,每一次陪他去看沙汀,他就拉着沙汀分析哪一部小说怎么样,那个高兴啊,那是骨子里的东西。这么多年了,他说自己并没有改造得好,他骨子里的东西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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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煤嘴里的周扬和我从别人嘴里听到的周扬也不是完全一样的,荒煤说很多右的东西就是周扬的主意,周扬是搞理论的,他知道历史都是不断起伏的,上下起伏,紧的时候就突出政治,松的时候他们骨子里的东西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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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文革”,像周扬、夏衍、荒煤等人不可能有后来的认识。如果没有让他们经历这段,他们不可能发生质的变化。我觉得他们这些人是值得后人尊重的,他们敢于反思,面对历史,面对自我,这是非常痛苦的。他们的这种痛苦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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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北大的学生张曼菱打电话来说要找荒煤,荒煤说,那就来呗。她进门后就质问荒煤,你们老了,经历了这么多,可是现在有谁扶持我们?她的口气特别冲。当时我就在旁边。她走了大概两天后,荒煤就把她的信和自己的信发在《人民日报》上,题目叫《请为我们打开闸门吧》。我觉得荒煤他们那种拼命想让年轻人出来的精神特别可贵。就像周扬,很多人对他有看法,但谁也不可否认,他在“文革”后反思的一面。自我超越是很难的,到最后牺牲的是自己。荒煤告诉我,他觉得周扬是个悲剧人物。为什么呢?当你知道你认为对的东西不能够被别人接受,你还要坚持,坚持下去的结果是你仍然不被别人接受,这样就成了悲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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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个人没办法左右历史,比如说个人的道德,在那样一个大环境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只能在局部起作用,但影响不了大局,所以,他们全部都成了大局里的棋子,换成任何一个人都是同样的可悲。荒煤曾在一封信中提到很多老朋友的名字,他说,其实我们都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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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面对,不管自己是什么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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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我非常感慨,“文革”后,他们是非常想写东西的,但最终都没有拿出大的东西来。比如说沙汀,“文革”后,他写了3本小说,可是他自己也都并不是特别满意。时代已经过去了,人的写作也都是有黄金时期的。巴金还想写小说,但没有时间去写,忙着开会和接见,不能不去吧,不过他还是写出了《随想录》,这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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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的这些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官又是文人,这种关系非常纠结,基本上都是书生做吏。荒煤是电影局长出身,他们批判荒煤的时候说,他上班是局长,下班是作家,意思是他本身就是书生出身,这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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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文革”是荒煤去世前最大的一桩心事。对于他,这其实是很纠结的问题。他们从不谈自己在“文革”的遭遇,我觉得不谈有两个原因。一个方面是他们考虑到组织,另一个方面,他们实际上是为了维护知识分子的自尊。荒煤也不愿意透露太多在监狱里的东西。人在快走的时候就非常自然了,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感和语言,他就说出来了,这是他最真实最单纯的时候。很多人不能够面对“文革”中的自己,我觉得这是挺悲哀的,这是应该面对的,不管自己是什么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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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后,荒煤从监狱里出来,他的一些检查之类的东西被归还,有些东西他交给了我,我希望自己的有生之年,这些东西有一个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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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张军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刊记者|卫毅  实习记者|邱苑婷  发自北京
编辑 郑廷鑫  [url=]rwzkwenhua@163.com[/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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